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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在评述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时，有一个习惯的提法，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国内人们这样讲，外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美国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R特里尔，在其撰写的《毛泽东传》中写道：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毛重新获得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52～153页。 笔者认为，这样表述是不确切的。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居领袖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是在遵义会议之后。 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著作记载，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其中第一项就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但不能说是居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于1月17日结束时，博古仍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只是他这“总负责”已很难开展工作了。2月5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中央红军到达川、滇、黔边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自1931年9月下旬起的3年零4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成了中共中央总负责。 从军事指挥权方面来说，遵义会议决定取消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毛泽东着手过问军事，但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即以周恩来的助手身份出现的。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于1月19日按照北渡长江的计划，分三路从遵义、桐梓、松坎出发，向川南开进。 3月4日，根据红军长征作战需要，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红军，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第二天，朱德、毛泽东联合发布作战命令。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被取消军事指挥权以来第一次署名发布作战命令，表明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苟坝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即新的“三人团”。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以毛泽东为首。从此，毛泽东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毛泽东正式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后，由于在军事上出现一些困难甚至失利，部队的一些指挥员对他的军事指挥持怀疑态度，因而影响了毛泽东领导权的稳固建立。 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见《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8页。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5月12日在川西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后近4个月的会理会议，也还不是那么稳固的。 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懋功地区实现了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并且领导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其威望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仍遭受过波折。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毛泽东：《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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