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6)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卷的俄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翻译完成，虽然没有付印，但对毛泽东著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然而，到50年代后期，因为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肯定转向批判。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性文章，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例如，1970年苏联思想出版社出版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7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和1979年苏联政治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极开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开创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因而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关注。除此，60年代的中苏论战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兴趣。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则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热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和日本出现了与苏联不同的情况，兴起了毛泽东研究热。

　　1960年1月，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了大型刊物《中国季刊》。该刊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原为费正清的学生，195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后来，他加入美国国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由于《中国季刊》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的财政支持，所以它一创刊，就在其第1、2期上连载长达29页的、西方“毛泽东学”反共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的论文《“毛主义”的传说》。该书重弹麦卡锡主义的老调，把论战矛头直指本杰明·施瓦茨1951年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论点。

　　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本杰明·施瓦茨没有等魏特夫将论文载完，就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第2期上发表反驳文章《“毛主义”传说的传说》，重申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观点。

　　这场颇有影响的论战，虽然走向了两个错误的极端，但对西方“毛泽东学”的发展起了某种促进作用。因此，美国和西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观点的学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百万人民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威特福格尔。“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施瓦茨等。由此，“自由派”也被人们称为“哈佛学派”。“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佩弗、沃尔德等学者。苏联学者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属于“新左派”，而且是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新左派”的著述较少，而“自由派”的论著颇丰。因此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

　　据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分析，欧美各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记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此书于1966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至1977年曾再版8次；陈志让于1967年出版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韦克曼的《历史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

　　三是评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威尔逊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四是强调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

　　日本的“毛泽东学”从60年代起也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1970年至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收录了被认为是毛泽东在1917年至1949年10月1日这段时期写的著作427篇。接着，该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毛泽东补卷》和以毛泽东著作年表为内容的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未收入的，被认为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到1949年之间写的论著5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