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何职(1)

　　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坚定的农民运动骨干，中共中央农委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其中第6条规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落实此计划，毛泽东亲赴江西、湖北、湖南，与三省国民党党部商议此事，得到三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11月底，毛泽东到武汉后，便着手筹办农讲所。

　　1927年1月16日，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推选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王礼锡、袭式农等人为代表组成筹备处，着手工作，并将农讲所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筹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深感到，根据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形势的需要，仅仅为三省培养和造就农运骨干是远远不够的。要迎接全国农运潮的到来，就必须培养更多的农运人才。于是提议扩大招生范围。毛泽东的提议得到筹备处其他人的一致赞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便联合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邓演达，通过他进一步取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批准，遂决定将三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该讲习所组建后，毛泽东曾在此所任何职?

　　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记载：

　　3月7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任副所长(主持工作)。邢崇智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66页。

　　而《光明日报》于1977年3月18日发表的刘征的题为《在武昌中央农讲所》一文记载：

　　筹建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刘征：《在武昌中央农讲所》，载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报》。

　　重庆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国民革命史》的记载，则是另一种说法，写道：

　　在筹备工作大致就绪时，国民党中央考虑到要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人才，决定把这个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制，地址在武昌。该所实行委员制，常务委员是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夏明翰为秘书，周以栗为教务主任，下设教务、训练和事务处。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413页。

　　上述三部著作，对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任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个讲习所实行所长制，毛泽东任副所长；第二个说法是实行学校执行委员会制，毛泽东是主任委员；第三种说法是实行委员制，毛泽东是常务委员、副所长。那么，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

　　1977年3月1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在武昌中央农讲所》一文的刘征，于1927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主持考试合格，被录取到中央农民讲习所学习。1927年6月18日，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战斗之后毕业。刘征：《在武昌中央农讲所》，载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报》。他当时是中央农讲所的学员，其记述应该说是准确的。

　　时隔几十年，刘征的回忆会不会有误呢?有的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让我们以曾在中央农讲所工作的张国基的回忆来印证吧!

　　1926年12月下旬，张国基从印尼回国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时过一个多月，毛泽东从武昌拍电报要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毛泽东让他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负责接洽教师和编排课程表等工作。因为安排教员讲课和确定讲课日期、科目等，都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所以，他每天都要多次与毛泽东打交道。他在回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有关情况时写道：

　　当时，毛泽东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农村工作。筹备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个处，由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见李捷、于俊道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