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5)

　　1936年7月，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朋友马海德，到陕北做了4个月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斯诺同毛泽东多次彻夜长谈，还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党政干部、普通战士和农民。10月回到北平后，为《纽约太阳报》、《时代》、《生活》等刊物撰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为题，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

　　1938年1月，美国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后国外一再出版，达20多种文字，备受国外读者欢迎，一时形成“中国红区热”、“毛泽东热”，产生了轰动效应。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该书的中译本，在1938年由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救亡人士以“复杜”的名义出版后，曾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聚居地。直到今天，斯诺这本书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经常加以引用的主要参考书。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也从西安戒备森严的迎宾馆越门而出，摆脱

　　不过，斯诺夫妇等西方左翼记者当年对毛泽东的访问和研究，同后来西方兴起的“毛泽东学”的探索是不同的。从斯诺等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比后来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范围要小得多，因而不可能形成一门学科。另一方面，斯诺等大多是记者兼学者，其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1938年中译本所作的序中写的那样：“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这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长篇谈话所构成。”因此，这本书虽然受到西方舆论界的注意，但是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和那些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学者，对这本书以及所记述的材料是不屑一顾的。

　　1946年6月至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根据多次访华采访获得的材料，在延安写了《毛泽东思想》一书。后在上海修改订稿。翌年6月在美国《美亚》杂志6月号发表。其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

　　时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视，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950年，美国亚拉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的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和地位不高，名气不大，所以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施瓦茨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视为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作。

　　本杰明·施瓦茨的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个词，意在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因此，这本书常被西方做反共宣传使用。

　　1952年，费正清与本杰明·施瓦茨和康拉德·布兰特合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一书。这本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其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编纂等多方面的领域，表明西方“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在苏联，因为此时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所以早在1940年就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