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2)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在为该报撰写的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而毛泽东自己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毛泽东还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引自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456页。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此之前，尽管已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等很多提法，但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应属于王稼祥。

　　除此，还应当特别说明，在王稼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之前，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版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并发表了一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和专著。这些著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明显的不足之处，则是其论述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等同起来，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已知的资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是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并结合学习中国革命史进行的。1951年至1953年，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情况比较好，而其缺点是深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多限于引证、注解。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提出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的口号；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因此，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情况比较好，但存在过于强调宣传毛泽东个人和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现象。特别是1960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把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引向了邪路。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这10年中，全国出版和编印的毛泽东著作、语录及专题语录摘编，其数量之多无法计算，但真正正确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和专著甚少，可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迷途，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遭到了厄运。

　　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紧密围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要不要坚持以及如何正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后来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左”的束缚和排除右的干扰，揭开了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