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黄广宇坐在我对面，穿着短袖格子衬衫，神情看起来过份平静。我们有整整6年没见了，在大学时代的204宿舍里，他以如雷的鼾声著称。坐在他旁边的是管沣，8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在北大28楼那个阴暗的拐角处，他对我说，他要成为斯蒂夫·乔布斯和拉里·埃利森式的人物——富有且放荡不羁。

　　走出地铁时，正下着小雨。11月，香港最好的季节开始了，骇人的炎热与潮湿已经退去。生活在热带的人都会赞同李光耀的判断，这位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相信，过去一千年中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既不是蒸汽机也不是火车，而是空调，如果不是这项发明，广阔地区的人们仍在炎热中昏昏欲睡以度日。今年夏天，似乎整个香港都在争论大厦里空调的温度应该设定为几度，一些人抱怨在商场里被冻得要命。

　　“当我谈起斯大林与杜鲁门，甚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似乎也可以是拿破仑、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战史的序言里，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样描绘他给耶鲁大学的2005级学生讲课时的独特感受。课堂里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1984年前后，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才5岁，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冷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却对于它的真实状况缺乏头绪，就像加迪斯所说的“它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全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