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岳钟琪与张熙假意盟誓的举动，雍正过份激动和感激，表现出近乎矫揉造作的反常。他在岳钟琪密折上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盟誓，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阅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阅之至。”“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

　　对于张熙、曾静投书案的处理，雍正小题大做得反常、故作大度得反常。雍正亲自主持编纂了四卷本的《大义觉迷录》，其中包括十道上谕、审讯词、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张熙二篇口供、曾静一篇《归仁说》等文件在内，逐条驳斥了加给他的十条失德之罪。他将此书刊刻颁发至府、州、县学，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学习。同时，雍正竟然力排众议，释放了曾静、张熙。他对宠臣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他对天下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将张熙、曾静投书案与由之引发的吕留良文字狱案连起来看，可以发现，雍正辩解的重点在前者，惩处的重点在后者。雍正实际是制造了一个吕留良政治谋反案，将人们的视线，从雍正个人有没有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等具体问题，转移到“华夷之辨”、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之上，从而从大的角度证明自己继统的无可非议。雍正用心可谓良苦。

　　事情按照雍正的设想进展，事情的结局却不一定像雍正设想的那样。

　　的确，雍正本没有必要在大清国已巩固统治数十年、他本人已经当了七年皇帝的情况下，因为一个普通属下正常履行职责、支持了自己而感激涕零；因为几个无足轻重、空喊造反、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段本来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秘史”，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朝野上下、全国城乡全都知道了，原来还有雍正篡位及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而雍正喋喋不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辩解，却使更多的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黑狗黑狗越描越丑”的感觉。

　　曾静张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案在高压下顺利解决。雍正却由此陷入一种“身败名裂”的郁闷之中，并从未有过地计较看似无关紧要的舆论与声誉。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下了决心，远离京东遵化马兰峪父祖的东陵，在京西河北易县营造自己陵寝的“万年吉地”。

　　与之同时，雍正“稍觉”不适。

　　该死的人已死，该清的账已清，该说的话已说。紫禁城的金顶依旧灿烂夺目，皇帝的宝座依旧是万民伏服、高入云端的集权象征。改变的只有宝座上的那个人——雍正，从年富力强，到老迈衰弱；从气吞山河，到心虚胆怯。这其间的转变，竟来得如此突兀。

　　翌年二月，雍正病重。

　　压力，使雍正心力交瘁。他顶着各方面巨大的压力，劳心劳神。他加上谋父、害母、弒兄、杀弟的罪名，无从分辨真假，时间长了，精神与心脏都承受不住了，雍正七年末八年初的那场病，实际是一个信号。因而，十三年（1735年），雍正死于心脏病突发或脑溢血——人们通常说的“中风”，应该是十分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