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算得上是一代英主。

　　与其他英主相比， 雍正好象格外看重自己的名节。他曾说，“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声名美善之理”，“我之名节，关乎千古”。

　　这话听来有些虚，也许，他希望拥有的，反倒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没有，不一定应该没有。雍正不但要找回应该属于他所有的，而且要得到不该属于他所有的。本来单单是前者就已经很难达到，加上后者，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甚至适得其反。

　　雍正患病的直接诱因，是清朝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闹剧——曾静、张熙投书案。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西安川陕总督府门前，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猛地闯过警戒，拦住川陕总督岳钟琪车驾，向其投书。

　　岳钟琪接过书信，刚扫了一眼封皮便吃了一惊，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他撕开信封，抖出信纸，匆匆读了一遍，不觉大惊失色。原来是一封策反信。信的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论证清朝统治不合法；第二部分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好谄任佞十大罪状，继位不合法；第三部分说明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反清起义已势在必行；第四部分策动岳飞后人岳钟琪继承祖上抗金之志，利用执掌重兵、驻扎要地之机，树立反清旗帜，恢复汉人政权，为宋明复仇。

　　此事干系重大，岳钟琪一方面密报雍正，一方面升堂严加审讯。审讯中投书人只说自己名张倬，书是其师夏靓所写，其他坚不吐实。岳钟琪无可奈何，只得退堂。第二天，岳钟琪改变了态度，摒退左右，酒肉款待投书人。又口称自有难处，一则清人耳目甚多，二则真假难辨，不得不防，得罪之处，望先生海涵。二人边喝边谈。岳钟琪似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滔滔不绝，从祖上的英名，到亡国的耻辱，指天誓地，数黑道黄，说到慷慨激昂之处，涕泪交加。酒至半酣，二人击掌盟誓。二十九日，二人又焚香跪天，正式盟誓，约定共举反清义旗。

　　到这个时候，张倬可以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原来张倬真名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乡塾塾师曾静的学生。曾静，就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为了准备科举考试，曾静读过浙江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因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遂派学生张熙等人去浙江吕留良家访书。时吕留良已死，张熙结识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向他们求取了吕留良的很多诗文，带回湖南。曾静读了吕留良的诗文，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使之击节赞赏。此时，雍正新立，民间流言四起，政局动荡。曾静等以为举事反清的时机已到，他们探明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于是修书策反，派张熙投书并附《生员应诏书》一份。曾静、张熙等踌躇满志，口出妄言，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动员了人马，“在我一呼可定”。张熙没有想到，什么跪天盟誓，什么约定共反，是岳钟琪为套他的口供，演给他看的一出戏。

　　那岳钟琪以汉人居高位，本已招惹了诸多嫉妒诽谤。他的出身——岳飞二十一世孙，更使他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岳飞之后”成了岳钟琪政敌攻击岳钟琪的重要依据。一时，关于岳钟琪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有说他与朝廷面和心不和，三次召京不赴；有说他心存反意，“欲修宋金之报复”。上奏的谤书竟装了满满一箱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另一方面，反清势力也从“岳飞之后”这一点出发，认为岳钟琪必定能成为反清复汉的英雄，或者就只当他是反清复汉的英雄而以他相号召。雍正五年，一个名叫卢宗汉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要造反了！大伙一起反了罢！岳钟琪本来就如履薄冰，有口难辩，出了这样的事，就好象吃了一只苍蝇。幸亏雍正回护他，谕内阁曰：“岳钟琪功勋懋著，朕才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奸佞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对于如此的浩荡皇恩，岳钟琪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谁知事隔一年，又冒出来曾静、张熙，缘由仍是“岳飞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