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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强烈的反社会性 这里所说的反社会性，是指反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秩序。人们要生存，必须按照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生活，否则连最简单的生产也不能维持，会因为连续不断的冲突耗费掉人们的所有精力。然而，如果社会秩序出现了当时人们公认的极不公正的现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习惯于遵守社会秩序的人们也会勇敢地起来用暴力的手段反抗和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有时在反对旧的社会秩序的同时，还向往或力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这种反社会的行为不仅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且还会受到历史的肯定。因此，“反社会”行为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当然也不能完全作褒义词使用，我在本书中是把它作为中性概念来使用的。游民是被主流社会抛出的一群，他们一无所有，谋生艰难，又受到“四民”的歧视，甚至被驱来赶去，没有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们反抗主流社会和既定的社会秩序几乎是必然的。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的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游民毕竟不是革命者，革命者在社会冲突中要改变社会，改变旧有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甚至要确立一种实现新的社会秩序的规则。而游民在社会冲突中要求改变的只是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不要求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规则，更谈不到创立实现新的社会秩序的规则。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孙猴子说的“皇帝轮流坐，今朝到我家”，是游民社会变革意识的典型概括。在中国近一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的中、晚期，充满了这种冲突。在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不仅有可能通过反社会的动乱改变自己的地位，而且，在许多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不少游民真的跃上了社会的顶峰，朱元璋及其手下的一批将领就是一例。游民的反社会行为有其合理性，但是没有什么进步意义。 游民对于社会动乱是采取欢迎态度的，这与“四民”求稳怕乱，“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不一样。《水浒传》和《三国志平话》在开篇都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写社会动乱的“必然性”。前者是写“洪太尉误走妖魔”，任性的洪信，掘开地穴放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导致天下扰扰，社会不得安宁；后者写轮回报应——三国三分天下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屠戮功臣种下的业根所结之果。下场最惨的汉献帝、伏皇后是暴虐的刘邦和吕后转世，曹操、孙权、刘备是韩信、彭越和陈豨的后身。当然，作者对天下大乱原因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在其叙说与描写中，处处点明了这种动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者心中钟爱的英雄人物都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一展其长才，在动乱中获得了自己的发展(说庸俗点也就是荣华富贵)，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处境。 我在前面讲过，早期通俗文艺的作者多是江湖艺人，他们所理解的最激烈的反社会行为就是上山落草。《水浒传》不用说，它就是以游民造反为题材的。令人奇怪的是，“三国”的故事，其主要事实在史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刘关张都有传记在，而《三国志平话》的作者还是把刘备、关羽、张飞与“往太行山落草”联系了起来。而且，要消灭黄巾军非刘关张三人而不行，于是，朝廷要生存，就必须杀掉痛恨刘备等人的“十常侍”，并将他们的首级给刘关张送去，赦免他们的造反行为，招安他们，给他们官做。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情节，当时刘备仅仅是一个县令，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威慑力，使得朝廷如此期待他们，像燕太子丹期待勇士荆轲一样(像荆轲那样见过大场面，在秦王面前而无丝毫畏惧心的人的确难得)。这不仅违反历史事实，而且大不近情理。《花关索出身传》也是写关、张互相杀了对方的全家以后，去到“兴刘山”落草，“替天行道作将军”。这便是游民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理解。《三国志演义》没有写到刘、关、张落草，但因为它的主干是依据江湖艺人“说三分”的多种底本编纂改写而成，所以仍让刘关张特别是张飞，保留着浓郁的“萑苻之盗”的色彩，使得写帝王将相的“三国”，总沾染些绿林色彩。这种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行为，虽然与统治阶级的过度剥削压迫密切相关，但是它搅扰的是整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的人们，并非是完全针对统治阶级的。前面说过，在宋代，特别是在北宋、南宋之交，上山落草、拉竿子造反也是游民一种发迹变泰之道，因为宋代统治者对待造反者虽有两手——“剿”和“抚”，但以“抚”为主，在统治力量相对衰弱的北宋之末、南宋之初就更是如此。所以，造反是一种“曲线求官”之道，比直线求官还要快捷和容易，而且游民和游民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断绝了“直线求官”这条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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