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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② 历代朝廷和地方官署禁止出版、传播、阅读《水浒传》的禁令极多,仅目前可查到的就有十几件。原文见本书附录。以下是摘要:1.据东北图书馆《明清内阁大库史料》上册记载,明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曾颁圣旨:“着令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各地“大张榜文,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2.《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三十:小说淫词《水浒传》,严查禁绝,版与书尽行销毁,违禁刻印者,革职;买看者,罚俸一年。3.《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水浒》、《西厢》等小说,俱着查核严禁,将原版销毁。4.乾隆十九年,《江西按察使衙门定例》:《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金圣叹妄加赞美,市井无赖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敕下督抚学政,将《水浒》一书名体严禁。5.《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咸丰元年,湖南教匪充斥,该匪有《性命圭旨》、《水浒传》两书,蛊惑愚民,着该督抚严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6.《江苏按察使条约》:如有将《水浒》、《金瓶梅》、《来福山歌》等在园演唱者,立将班头并开戏园之人,严拿治罪。7.《江苏省例藩政》:《水浒》等书,借放纵为任侠,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们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水浒一百单八将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给他们涂上了“革命”的色彩,成了正面人物。①不但全面解禁,而且描写李逵、武松、鲁智深的一些篇章,还被选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里。甚至还有人把《水浒传》吹捧成“农民革命的史诗”,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建国后的十七年中,这样的论点,占据了各种讲坛和书刊媒体,成了不许碰撞的“禁区”:谁敢说《水浒传》不好,就要受到批判。 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水浒传》,在“出版说明”中就明确指出“《水浒》是我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古典小说”。 (三)1975年8月23日,“文化大革命”后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毛泽东的主要观点,写出了一篇评《水浒》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给《水浒传》下了这样的结论:“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8月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30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①;9月1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短评,并发表竺方明的《评〈水浒〉》;9月4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5 日,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文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按照江青的指示,在文章中说,宋江“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像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 ① 其实这是一篇实用主义的文章,对鲁迅的文章断章取义。其实鲁迅对《水浒传》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其中还不止一次谈到对李逵的看法。他在《流氓的变迁》一文里说:“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他在《集外集·序言》一文中明确表示对“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很“憎恶”。“憎”是痛恨,“恶”是厌恶,也就是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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