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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主事钱凤览不知多尔衮阴毒心事,他上疏道:“观周奎疏中所言,他已明说是自己要大义灭亲,以真为伪,为大清除害,请朝廷以仁义为重,认真对待此事。” 多尔衮自有主张。经过安排后,又进行审讯,在刑部会集更多官员听审,并派明宗室晋王和前明大学士谢升来当廷质认。 晋王下死口说不是真太子;谢升看了一眼少年人,也摇头称非是。 太子高声对谢升说:“谢先生,您在东宫给我讲课,城陷前还给我讲‘临危授命’一题,不知您还记得吗?”谢升大惭,一揖而退,仍旧默不作声。 主审汉官钱凤览见状愤恨,怒斥谢升与明宗室晋王不仁不义。此时,他仍未揣摩到清廷主子多尔衮的真意。 审毕,各人仍皆送监严加守护。于是,多尔衮坐便殿,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在北京降清的前明朝臣)都唤来,探究大家对此事的意见。前明臣子们多是人精,皆唯唯而已。只有钱凤览与另外一个汉臣赵开心力争这个崇祯的太子为真,希望清朝恩养。 多尔衮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拍案而起,大怒道:“真假且不必争,朝廷自有处分。但晋王乃前明王子,谢升前朝大臣,钱凤览出言不逊,无上蔑尊至极!伪太子及有关涉案人员,包括钱凤览,赵开心,皆斩首示众!” 有人假惺惺求情,多尔衮“开恩”:“钱凤览毕竟本朝臣子,赏他全尸,斩刑改为绞刑,赵开心免死。” 清廷狱具,认定崇祯太子是“伪太子”,而案件的“证人”为崇祯妃子“袁妃”和明朝的宗室晋王。晋王不必讲,此人乃外藩,先前为清军在山西所俘,他本人根本没有见过太子,满爷爷让他说啥他就说啥。另外一个“袁妃”,也是假冒,真袁妃在北京城陷前已被崇祯帝亲自砍死,清政府自己入京时曾布告过“礼葬”故明的帝、后、妃子,其中就有袁妃在内。这件事情,大概多尔衮自己都忘了,或者他就是强权当真理,说什么就是什么,毫不顾及。 至于定案时作证的“袁妃”,其实是当年魏忠贤的“义女”,即送给天启皇帝玩弄的任妃。这个坏娘们居冷宫多年,求媚清朝新贵,自告奋勇做假证,不足为怪。 最终,不仅崇祯的真太子被杀,引他见周奎的宦官常进节以及十名承认他是太子的前明锦衣卫官兵,皆一同被杀。 大约在北京“太子案”的同时,南京也有“南都太子案”。其实这个“太子”乃前明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子王之明,冒充太子名号想得享富贵。当时,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也很紧张:“太子若真,将何以处朕!”奸臣马士英等人为了保住自己地位,自然严刑拷求。当时,南方地区广大士民痛恨马士英等人,对他们怀有成见,所以大多数人反而认定这个太子是真的,各地将帅,包括史可法、何腾蛟、左良玉等人均上疏力挺这个假太子。后来,史可法从前往北京的南明使臣左懋第处知道真太子在北京,非常后悔,曾致书马士英承认过错。左良玉这个弄权跋扈的大将,却反而以拥护“太子”的名义起兵窝里反,发大兵向南京进攻。 所以说,当时南北两个“太子”,北京的是真,南京的是假。如此明白的史实,至今却仍有不少学者喋喋不休地吵个不停。其实,早在20世纪早期,学者孟森已经列出详实历史档案对此有了定论,但由于孟教授以古汉语笔法写出,今人基础不厚,又不钻研,故而仍旧争来争去,实为荒谬至极。 清廷对待明朝宗室,表面加以恩礼,其实养起来的却是疏远小宗,明皇近亲直系,屠戮无遗。究其机心,险刻深远。自然,他们对前明公主等女性亲属毫不为意。长平公主知道哥哥被杀后,愤然出京,但清廷强迫她出嫁,不久这位公主抑郁而死(金庸把她变成女大侠,实无此事)。 清朝初建的几十年间,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兵的有好几起,最有名的当属康熙时吴三桂起兵后那个以“朱三太子”起兵的“天地会”首领杨起隆。康熙十八年,湖南抓到了一个和尚朱慈灿,这位确是崇祯帝另外一个儿子,他从北京逃出时年仅十二,多年流落,幸免于难。康熙帝把他与杨起隆列为同宗,诬之为假,借口是北京城陷时朱慈灿年少,不可能逃脱,于是以“伪皇子”名义处死。 这还不算,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又找到了崇祯帝惟一幸存的儿子朱慈焕。明亡六十余年后,康熙帝十分阴狠地以“伪皇子”名目诛杀了此人。多尔衮时代,杀崇祯真太子,用心尚或可谅,当时南明未下,全国未定,明太子活着是个大隐患。但康熙后期,太平盛世,清朝坐稳天下,康熙出此毒手,真是至阴至毒之心,无非是对前明皇族斩草除根。 这件事情,案件当事人李方远在自己笔记《张先生传》中记得清清楚楚。康熙二十二年,李方远在一家路姓大户家中首次见到“张先生”,其人“丰标秀整,议论风生”,是个侃侃能言的美男子,自称姓张,号潜斋,在浙中大户张家为西宾(教师)。于是,二人交往密切,诗词往来,半年多内顿成密友。后来,“张先生”南行,二人拜别,二十多年没有通问消息。康熙四十五年,做过县令并已经卸任家居的李方远又见到找上门来的“张先生”,要求谋一教职养家糊口。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两人立刻欢饮畅叙。此后,“张先生”同时在不远的张岱霖家和李方远家教子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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