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要过去有点污点，就会不断被泼污水，弄得越来越脏。当然，还得在此类人身上抓点“现行”出来，没有一点“现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将有历史污点的人先抓出示众，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后逐渐向外扩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变成“敌人”。这是政治运动的步骤，是规律，所以建国以后不是“敌人”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作家，“下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虽然近些年我在文学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为社会提供了200多个就业机会，给镇北堡西部影城周边农民每年提供5万个工作日，原来举目荒凉的地方被我带动成为繁荣的小镇，附近数千人靠我吃饭，这总使我感到自豪。

　　我们的文化产业中盛行“炒作风”，有人很反感，我却认为是很自然。我们有13亿人口，肯定有天赋异禀的男人和天生丽质的女人，其绝对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即使人们的历史感弱，文化素养差，知识不够全面都没有关系，总会有佼佼者不断涌现出来，投入附加值最高的、最赚钱的行当——文化产业。

　　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

　　“文革”期间，不许农民保留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农民养鸡鸭鹅，这事一般人都知道，但不许农民养狗的事可能很多人就不甚了了。因为城市里早就没有了狗，狗不在当时中国市民的视野之内。农村人却一直有养狗的习惯，农民需要狗来看家护院。当时的农村曾大张旗鼓地组织过“打狗队”，见狗就往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