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话语(1)

　　——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

　　2006年10月，塞外秋高气爽，宁夏请来了两位文化名人，余秋雨刚走，易中天接踵而至，古城银川平添了许多热闹。在二位到来之前，宁夏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就做了连篇报道，商场书肆也张贴了大幅预告。一时，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谈“余”说“易”，《文化苦旅》《品三国》等书卖到脱销，竟把明星“超女”的风头压下去了。这应该说是宁夏50年来的文化盛事，我到宁夏半个多世纪，还没见过哪位外地文人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宁夏人有精神上的追求，是宁夏社会进步的表现，让我颇感欣慰，只有尽力配合有关方面搞好接待。

　　二位在宁夏逗留的时间都不长，仅仅三天。他们的主要活动是讲演、接受采访、参观游览等等，鞍马劳顿。余先生在宁夏最大的会场“人民大会堂”讲演，易先生在宁夏设备最完善的现代化电影院“国际影城”讲演，都座无虚席，人人洗耳恭听，可说盛况空前。而二位先生也的确妙语如珠，让宁夏人耳目一新，新颖的理念和观点拓展了宁夏人的视野。

　　余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开讲之前，主办者致了欢迎词后要我上台介绍余先生。这是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因为余秋雨和易中天好像都是不用人画蛇添足地介绍的，而二位除了有名之外，又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有点“争议”。于是我抓住这点做了这样的“介绍”，我说：

　　“现在社会上的人可分这样三种：一种人是必须要自我介绍的，走到哪儿先掏出名片：我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职务是什么，请多多关照，如是厅部级官员，还要在名片上用括弧注明‘正厅级待遇’等等；另一种人是要别人介绍的，走到哪儿就会有人在一旁介绍：这位是什么老总或是什么‘长’，引得众人刮目相看。还有一种人是根本勿须介绍的，不管走到哪儿人都认识，可说‘天下谁人不识君’，秋雨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现在还有这样三种对人的评价：一种是身份性评价，这人是什么处长教授，人们知道了他具有一定资格，自然用处长教授的眼光和规格来接待他，另一种是社会评价，如获得‘三八红旗手’、获得‘见义勇为模范’等等称号，这是社会给予他的荣誉也是社会对他公认的评价，人们就会对他恭而敬之。可是，还有一种人是只有历史才能给予他评价的，而秋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将给予评价的历史性人物！秋雨先生访问宁夏，在他来说不过是一次经历，在宁夏来说却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要载入宁夏史册的。我相信秋雨先生对宁夏历史性的访问，一定会给宁夏带来许多珍贵的信息，使宁夏人受益匪浅。”

　　对余秋雨的“介绍”同样能用到易中天身上。2006年金秋时节著名文化人士“密集”光临宁夏，在宁夏文化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的介绍并不过分。

　　其间，宁夏电视台安排我与二位先生各做一次“对话”节目，演播室就设在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百花堂”。二位先生在与我“对话”中的宏论，宁夏及银川市的报纸杂志皆有大幅报道。我是主人，不过尽地主之谊陪着说话而已，所以纸质媒体也就把我的话忽略不计。但既让我与他们“对话”，我总不能“牛头不对马嘴”而贻笑大方。我的“话”没有稿子，全是即兴发挥（我相信二位先生也是如此）。现在，我就将我的“话”的要点整理出来发表，题为《雨天话语》。“雨”，余秋雨先生是也，“天”，易中天先生是也。

　　与秋雨先生的“对话”，电视台拟的主题是“和谐社会与中国文化”。我的话大致如下：

　　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吸引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影响世界的意识形态。”当时我很震惊：我们这个最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不能影响世界呢？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竟然是能否作为超级大国的主要条件。当然，我们并不想做超级大国，但至少我们在世界上要力争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一个与我们的人口和疆域都相称的大国。后来，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并不完全在于她的某一项巨大的工程、某一个科技领域的成就、某一个生产部类的突出增长，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吸引力，也就是说，恰恰不在她的“硬件”而在她的“软件”。现在，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除在海外华人中还有一些余韵，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几乎已“边缘化”了。我们虽不想谋取什么“文化霸权”，但我们应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交流，至少，要在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方面做到贸易平衡，而现在却是西方的文化产品充斥着我们的市场。所谓“社会吸引力”，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老百姓感到“悦”，感到满意，喜欢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在我们国家之外的人也羡慕我们的社会制度，愿意“来”到我们这个社会生活。这种儒家理想，应该是我们社会制度建设的目标。也只有这种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不是什么“革命”的意识形态才能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