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有个镇北堡(5)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桔黄色。问那煨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门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

　　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

　　“两块。”

　　“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

　　“你别耍你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人老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问他。

　　“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我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

　　“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称。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

　　“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那天，我当然还买到了盐，是与宁夏相邻的内蒙古吉兰泰盐池晒出的土盐，宁夏人叫做“大青盐”。一块块比拳头还要大，最小的颗粒也和鸽子蛋差不多。我只能买一点麻袋底下的碎碴，一把碎碴就要一元钱，这么算来，今天的物价好像还不太贵。土盐里含有大量的硝，其他的有害物质也肯定超标，但在那年月，我只见过饿死的人，从来没听过有人因食品污染中毒而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绿化树》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对镇北堡还没有研究，错把镇北堡当作“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其实，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边陲陆续修筑的两百多座兵营中的一座，是一处军事建筑物。“堡”有三种读音，一是“bǎo（保）”，意思是土筑的小城，“据险筑堡以自固”，即边防戍塞；一是“bǔ”，常用为地名，又念“p”，与“铺”相通，本为“驿站”，也用为地名。镇北堡原是边防戍塞，“堡”应该念“保”，但辛亥革命后清兵作鸟兽散，城堡的防御功能完全丧失，很快被周边老百姓占据，军事要塞民用化了，天长日久，堡垒的“堡”也就逐渐念成了作为地名的“bǔ”。所以，宁夏人都知道“镇北堡（bǔ）西部影城”，如果你叫出租汽车说到“镇北堡（bǎo）”，司机就知道你是外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