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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 关和戚的文章，本是中宣部的约稿，现在文章写成这个样子，已大大超出了中宣部将《海瑞罢官》限定在学术讨论范围的设想，发与不发，只能由部领导拍板决定。恰巧这时负责此事的周扬因发现得了肺癌而要住院动手术，他负责的工作由另一副部长许立群接管。有关人员请示许立群如何处置。许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也作不了主，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按：1965年11月，庐山会议后被免职的彭德怀被任命为此职）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判？于是他让中宣部有关部门将关锋与戚本禹的文章作出摘要，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可是，此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虽有这么个组织，并无具体的办事机构，对于中宣部上报的这个材料没有及时作出答复，后来这件事还被指责为“扣压‘左派’稿件”。 与受到中宣部冷落相反的是，江青对关锋等人极力拉拢。1月下旬，通过张春桥安排，江青在上海接见关锋，向他交底说：“批判《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姚文元的文章，北京不转载，不发行，是黑线专政的一例”。这样一来，关锋等人有了尚方宝剑，更是有恃无恐。 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1966年1月初，许立群等人将关锋（署名为何明）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找了出来，上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了论证“何明”就是关锋，有关人员还找到了关锋用真名于195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边鼓集》。因为收进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些在发表时用的就是“何明”的笔名。许立群等人认为，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性问题，当年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现在整别人不要太过分了。这件事后来被指责为“整‘左派’材料”。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①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陆定一在中宣部主持会议时还说：“当前的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②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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