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1)

　　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

　　在罗瑞卿被打倒后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定在学术问题的范围，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

　　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所以文章在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①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