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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上海第一财经日报》问 我出国前的经历是：插队落户八年，1978年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就去纽约了。 这是部分“文革”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像我这样回国定居的，就被统称为海归。这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三个根本差异。 第一，他们都是政府公派，我们是自费出去的，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公费生极稀有。 第二，二三十年代的海归，出国前真的是学生。而我们这一代，像陈逸飞、徐冰、谷文达等人，都在国内拿了学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从国内的标准来看，已经是艺术家了。 第三，前面两代留学生差不多都回国来做事。特别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归，真正的精英，回国后为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到我们这一代，大批留学生选择定居国外。 这些差异，是中国近百年大历史起伏变化的详细注脚。中国现代史，大致是海归派与本土派既合作、又冲突的历史。清末民初，海归派不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领域除旧布新。他们共同创建了共和，国父孙中山就是大海归。我看过一个数据，如果没记错，北洋政府高官百分之七十都是海归派。就文化的广义性而言，第一代海归派开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启动了国家的转型，建立了现代大学和现代教育。 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完全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政府先是终止了闭关锁国，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这类海归在今天基本上是工具作用与工具人格。在人文艺术领域，海归派只是摆设。政府对艺术的理解，就是唱歌跳舞之类，而不是真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因此，即便是人文艺术类的海归派，一旦进入体制也沦为工具，或自甘于工具。据我所知，在体制外的艺术圈，个别海归真正带来了西方当代艺术的精神和理念，譬如北京的艾未未，还有几位策展人。 百年海归的命运，映证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历史潮流与政治势力的反复较量，多半是本土派胜利，海归派挫败、调整、合作。而现代化有三个层次：器物、制度、文化，文化无疑是最本质、最深层的一环。当今国策几乎全盘西化，但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彼此关系，始终不平衡。 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但国家目前堵在制度层面。全社会，包括体制，都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改革。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是绕不过去的，即人的现代化。今日中国，民主意识、公民社会，还差太远，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这是非常畸形的现状，前景暧昧：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 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而据我所知，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十分渺茫。 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在我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处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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