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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市中心，石门一路。现在连郊区农村也没有这些事物了。那是前工业前消费时代的记忆，不完全是上海的记忆。 我们的儿时很少有成衣卖。我记得我和弟弟的衣服是在张家花园一位裁缝家定做的。理发匠，还有各种手工工匠——磨刀的，卖小吃的，收破烂的——穿街过巷，一路叫喊，高音、中低音，无调性，有调性，或悠扬婉转，或声如洪钟，按今天的说法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饥饿时期，我亲眼看见安徽逃荒的农民夫妇席地坐在弄堂口，三五小孩，小的抱着更小的，最小的婴儿在母亲怀里，那做娘的坦然四顾高声叫卖那婴孩，密匝匝围一堆人。记得有位胖大嫂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买一沓大饼，挤进去，递给穷母亲，扭头就走。 最壮观的当然是群架与围殴，诸位见过给打得头发里都黏糊糊淌着浓血，却笑将起来的脸么……你不问，我都忘了这些细节。贵刊版面有限，我得止住了。 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价值观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上海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选择的话，您还愿意从小生长于上海吗？为什么？ 陈：上海使我与欧洲不隔，这是“最大的影响”，可是直到我中年造访伦敦巴黎这才明白。当然，“油画”是上海于我的影响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的上海老朋友：夏葆元、陈逸飞、林旭东、韩辛……瞧着他们的脸，我想起我是上海人，同时，莫名其妙想起油画。 真的欧洲使我剧烈地想念过去的上海。我相信上一代英国人法国人也会在上海的某个角落——哪怕只是梧桐树影——黯然神伤。那种幽雅、颓废，黑白照片中的阴翳微光。 来世投胎，我愿在上海，但不是今天的上海。 您何时，因何原因离开上海去北京，初到北京，北京给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您是否有一个适应过程？北京吸引您定居的原因是什么？ 陈：离开上海是因为被遣送下乡。1970年4月4日。勾销上海户口是那时所有上海人的晴天霹雳，幸亏我很早就被狠狠劈了这一记——“一记”就是上海话——疤痕早就愈合了。 第一次到北京是1974年。那时北京勉强称得上是古城，落后破败，但是朴素大气。成片的胡同和大树都在，地震还没到来，违章建筑尚未成灾，老北京人随处可见……我被各种外地景观吸引，因为苏联绘画的影响，我长期崇拜北方。但我当然想念上海，起初因为家与亲人，后来因为异国乡愁、人到中年，再后来因为上海的重建，忽然发现上海消失了。 信不信由你：现在的北京像纽约。怎么定义这“像”呢？与景观无涉：你永远不知道在北京或纽约会遇见谁、会发生什么事。三十年代的上海便是这样的城市。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今天的北京比上海更像上海，虽然北京也早已不像北京了 在教育体制问题上，您看到了大量问题，您于2004年年底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递交辞职报告引发了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您觉得您的行为给教育带来点什么吗？您对于教育体制是一直处于被动、无奈、不满的状态，还是有某种积极的举措或设想？对于教育体制的远景您如何看待？ 陈：我看不出我的言论给教育带来任何“什么”。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就像小时候在弄堂打架，打不过，一路逃一路叫骂，骂给自己听听，也骂给别的弱者听听……教育的“远景”可能比今天更不堪，我们将活在教育的后果中。过二三十年，整个国家会交给今日中学生和大学生。你想想看。 上海、北京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它们的文化氛围有何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北京有四合院，上海有石库门，您写过《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北京上海不同的建筑风格，反映在文化上有哪些不同？ 陈：论市民生态，各城市文化氛围或许稍有不同；论城市景观，今日京沪及各大省会没什么差异。原因，就是所有城市决策者建设者是同一种身份、人格、背景、教育，调动同一种愚蠢而猖狂的虚荣心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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