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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任之想了想，还是希望阎又文把他的意思告诉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阎又文说得对，傅作义的确不是这种人，对他来说，采取“西安事变”方式“逼蒋”简直不可思议。杜任之的建议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傅作义的老师刘后同说：“吴化文是投降将军，傅作义是杀头将军。以宜生的个性，你认为他会投降中共吗？” 接连几天，华北“剿总”都显得紧张异常，忙碌不堪。不久，傅作义将派兵援锦的消息也慢慢透露出来了。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已急急赶往天津查看公路、港口情况；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已遵照傅作义的布置，积极去勘察援锦的道路、桥梁；傅作义已同意老蒋的计划，以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为司令组建第十七兵团，驻北平西郊的青年军第二○八师也已准备调往塘沽，并准备扩编为第八十七军，划归第十七兵团序列。同时，傅作义的嫡系骑兵第四师和步兵第十七师，也已到迁安、丰润、玉田、三河、武清一带活动。看样子，傅作义马上就要举兵出关了。 杜任之急得要命，几次要见傅作义面陈利害，都因傅作义太忙而未能见面。正着急间，从东北传来捷报：10月15日，锦州解放了！ 锦州解放，等于已关上了东北大门，东北战局很快将急转直下。杜任之觉得这是说动傅作义的又一个好机会，就又让阎又文联系见面。 阎又文回说：“这几天傅先生的心情很郁闷，不想见人。傅先生说了，过几天他一定请你过去好好谈谈。” 杜敬之给乃兄出主意，说老等着给傅先生谈也不是办法，不如先找刘后同（刘厚同）谈谈。 对刘后同这位自己和傅作义的同乡，杜任之早已声名在耳：他是辛亥革命的老人，曾任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和军士学校校长，是傅作义的老师。据说他不但对傅作义影响很大，而且傅作义对他好像一直言听计从。杜敬之说，傅作义年初在北平成立“剿匪”总司令部后，就常把刘后同从天津请来共研时事，共商对策。杜敬之还说，刘老先生也是希望傅先生走和平道路的，并已与傅先生谈过多次，如果先找他谈谈，取得共识，再通过刘老先生去争取傅作义，效果可能更好。杜任之觉得这主意不错，就马上让杜敬之联系。杜敬之一打电话，刘后同也表示十分欢迎，杜任之于是立即急奔联谊社刘后同的住处。 联谊社，就是少将处长李腾九负责的那个联络处管辖下的高级招待所，设在东交民巷御河桥原日本大使馆内。刘后同是在女儿刘杭生引见的中共北平地下党专门负责军事策反的王甦的多次动员下，为了更便于做傅作义的工作，不久前从天津搬过来住的。杜任之见了刘后同，觉得刘后同虽已年届古稀，却有如年轻人般的豪爽大方，热情开朗，政治上也很敏锐，就毫无顾忌地和他畅谈起来。 “刘老先生，”在谈了一些国际国内的局势后，杜任之直奔主题，直截了当地说：“失锦后，听说宜生的心情甚为悒郁。显而易见，宜生自己也已感觉到，大局对他是极为不利的。不知老先生对宜生的何去何从，有何高见？” “国共两党军政形势必然会发展到这一步，我早就料到了。”刘后同不假思索地说，“早在今年2月间，宜生把我从天津接来商量的时候，我就已毫不隐讳地对他说过。我说，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取得胜利的。你都看到了，南京政府是个什么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所搞的那一套又完全违背人民的心理，违反历史潮流，能维持多久？现在军事上又在各个战场都遭到失败，整个东北很快都将落到中共手里，恐怕南京政府也维持不了一年半载了。” 杜任之立即接着说：“老先生既然对国共两党的前途看得这样清楚，以先生与宜生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劝宜生另作他图呢？简捷地说，就是能不能劝宜生与中共方面和谈，走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呢？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宜生是个英才，如能这样做，岂不更可成为一位时代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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