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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春山与刘庸笙秘密到达归绥，先一字不漏地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傅作义的言语，尔后又郑重告知：邓宝珊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他那边的问题就不另外处理了，就合在绥远一起解决了。” 听了安春山和刘庸笙的传达，董其武非常感激。他知道，尽管有南京方面的破坏，有部分内部将领的反对，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的干扰，但从本质上说，各族人民群众和部队士兵，都是欢迎绥远和平解放的，大多数的下级干部也是反对内战而倾向和平的。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强大的和平力量。只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对进步声音长期严厉的封锁，在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中层干部中，存在着对共产党的对立、恐惧心理。但是，这只是个宣传教育问题，在中共的帮助下，一定能解决好的。现在，中共方面又提出如此宽松的政策，绥远问题就更有可能圆满解决了。因此，他对缓远的和平起义充满着自信和信心。 董其武是位政治和军事阅历都很丰富的将领。他处事冷静，不急不躁，外表温和但意志坚定。早在他决心走和平道路后，就已开始悄悄工作了。他知道，以绥远的情形，在平、津、塘、张等地解放后，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和安定部队的情绪，是最迫切的任务。他从北平回来后，就开始找军队师、旅一级的干部，地方厅、局长以上干部个别谈话，并与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和东四旗代表胡凤山、回民代表吴桐等分别交谈，坦率地与他们讨论当前形势，如怎样看待北平起义，共产党军队能否打过长江，以及特务分子到处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真会爆发，绥远的问题又该怎么办等，还悄悄给他们透露自己在北平与傅作义的晤谈情况。春节过后，他又到部队和地方巡视，直接与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谈话，终于稳定了大家的情绪。 另一方面，对南京政府所施加的压力，董其武给予巧妙应付。蒋介石的幻想总是不断。当他得知绥远情况复杂，特务们的造谣破坏已起作用，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在内的许多人都反对与中共和谈，他的幻想就又联翩起来。3月初，他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他梦想通过软硬兼施，先把绥远部队撤到兰州，尔后撤至西南。如果不行，他还准备把他们撤到缅甸。 对此，董其董委婉而坚决地予以回绝。他找了两理由，一是说目前绥远的整个情形还算稳定，暂时还不宜考虑西撤；二是驻绥部队的下级官兵多为当地人，如果轻易西撤，可能会出现大量逃跑，反而会给部队造成混乱。南京政府看命令不行，又派绥远籍的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同乡严子言乘专机专程来绥远做董其武的工作，让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同时，归绥街头就已沸沸扬扬地传开董主席要去南京，驻绥部队要向西撤退等等的谣言。 这种伎俩，当然难不住董其武。他除了明确告诉南京来人自己不可能离开绥远外，依然积极与各界联络，揭露谣言，稳定部队。 在这期间，全国形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23日，南京已经解放。蒋介石“下野”后，由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慌慌张张地迁往广州。 当然，老蒋人虽“下野”，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还是掌握在他的手里。对绥远问题，也仍是老蒋一手策划操办。他见董其武命令不理，劝说不听，给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就下令停发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 绥远是个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区，主副食品及各种生活用品的供应都十分困难。国民政府一停止供给，十来万人马的生活，包括吃、穿，就都马上发生困难。董其武多次函电质问，派员交涉，全都不是不理不睬，便是东推西托，唯一的答复是：“让董主席来！” “让董主席来”，可不是个简单答复。董其武如果真的与虎谋皮而去，个人的安危没有保证不说，绥远马上就会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反共恶势力马上就会乘机而起，绥远和平运动马上就会夭折，则是明摆的。为渡难关，董其武号召军政各界节衣缩食。经费短缺，军政官员和士兵、工勤人员等，每月就只发放5元和2块现洋的生活费坚持。天热了还穿不上夏装，大家就改冬装为夏装，从棉衣中取下棉花将就。在董其武的努力下，绥远军民坚持下来了，广州“小朝廷”的阴谋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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