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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甦一一记在心里，然后说：“在此前后，徐先生还有两项主要工作，就是要做好保护档案和保护在押政治犯。” 徐宗尧甚是鼓舞，一一表示：“一定照办。” “今后有什么情况，你就直接和我联系。”说完后，王甦又叮嘱了一番，一定要保守好机密，并告诉他秘密联系的办法，然后告辞。 “军统”组织有秘密和公开之分。除秘密的北平站外，在“剿匪”总部、警备司令部、警察局都有“军统”的公开组织。内部规定：秘密组织指挥公开组织。也就是说，北平“军统”组织是由北平站指挥的。徐宗尧的问题解决了，对顺利解放北平又增加了一大有利条件。可以说，至此，解放北平已万事俱备，等着的就是傅作义的最后决断了。 邓宝珊穿一套士兵的棉军装去见崔月犁。他很快明白：中共的目标就是“和平”缴械。那么，他也就只能想如何以一个最好的方式“荣誉移交”或“光荣的交代”了。 所有这一切，傅作义当然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道。王克俊的政治特派员不断有消息从各部队报来，其他秘密渠道也有不少秘密报告，都是各个部队或这样或那样的不稳消息。对有些部队，如第九十二军，他自己也心中有数。他命令他们去夺回南苑机场，他们却只是把命令层层下转，军转到师，师转到团，转到最后，就剩个把连的兵力，去劈里啪啦地“应付”一阵，回来报告说“共军抵抗异常顽强”，几经冲杀无力突进，就完了。他知道，那是“有原因”的。自己的嫡系呢，也肯定不可能都铁板一块，倘有风吹草动，肯定也会有“靠不住”的人。可在这样的非常之秋，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连表面上都只能做出对一切都一无所知的样子。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加紧把问题解决和命令下属不准单独对外接洽。 接连两天，邓宝珊穿梭似的奔忙。他与张东荪、符定一等许多人都谈了话。张东荪也告诉他，中共方面已找过他，让他作为“第三者”陪同傅的代表一起出城谈判，他已表示同意。邓宝珊与傅作义反复研究，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看，中共还不会放弃和谈；之所以摆出这么一副架势，目的无非还是要价。 就在这时，杜任之突然给傅作义打来了一个电话。他是在得到冯杰宸的确切消息后才给傅作义打电话的。他敦促傅作义：现在该当机立断了。要是还不认清形势，准备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便是“亲信”、“嫡系”，也是很难保证都绝对“靠得住”的。 这话中之话，傅作义当然有数。于是，他对杜任之说：“我们是愿意和谈的，现在的关键是无法与共产党方面传递消息。”并告诉他：邓宝珊已经抵平，希望能马上面见中共方面的代表。 杜任之立即把这事告诉了崔月犁。 其实，崔月犁此时的焦急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傅作义。组织上把与傅作义联系的关系都转给他之后，加上佘涤清又被逮捕，他的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毫无疑问，他积极布置策反，积极搜集城内军事情报，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武力解决北平，甚至是不让北平在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迅速解放，都完全有把握。但是，中央下了这么大决心要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不能放弃。因此，接连几天，他根据傅冬菊等所提供的情报，几乎是一天一个长电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报告。实在说，他对傅作义又要发表通电，又要把兵权交给李文，又要去南京请罪，又命令抢修环城公路等等，几乎是急得变态的情绪，是有些不放心的。 当然，他知道关键是要让傅作义接受中共的条件。 于是，在得知邓宝珊已从包头赶来想和他见见面之后，他立即请示刘仁，并约定与刘后同见面。通过刘后同，他再约见邓宝珊。 见面的地点，选在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王捷三是杜任之的同学，邓宝珊的老朋友，与中共的关系也很密切。崔月犁的家就在南池子的南口，很近，在王捷三家见面，既安全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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