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邓宝珊：傅作义的灵魂(1)

　　冯钦哉是“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傅作义请他来，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马上坐飞机去绥远，把邓宝珊接来。

　　邓宝珊，被毛泽东称为傅作义的灵魂，也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他兼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自己的嫡系部队，长驻榆林、包头一带，负责晋陕绥边的防务。

　　邓宝珊的脸色阴暗起来。他与共产党有很深的交情。可一时之间，他也不知该如何去写这“和平”二字。

　　一接请他即赴北平“共商大计”的急电，邓宝珊就知道事情紧急。对平津的一些情况，他是知道的。新保安、张家口被解放军占领后，傅作义要西归绥远已完全没有可能。从两沽、新港出海南撤虽然可以，但要全部撤走困难，傅作义也不愿意，所以可能性很小。那么，剩下的就是固守一战与“和谈”解决两条路了。傅作义是精明人,匆匆把他弄来“共商大计”，必是为了后者，实际上也就是让他出面斡旋了。

　　这原因，是因为邓宝珊与中共的特殊关系。

　　由于南苑、西郊机场均已被解放军占领，他只得从临时机场降落。一下飞机，他就在冯钦哉陪同下，直奔中南海居仁堂。

　　城内到处都在修工事。一路上，车子跑得磕磕碰碰，簸簸颠颠。此外，邓宝珊的一路所见所闻是：到处是混乱的车辆和嘈杂的人群，到处有枪声，到处有民夫的吵闹；以及兵警的掳掠：你争我夺，紧张杂乱，叫爹骂娘，风声鹤唳。再加上那一拨又一拨那边穿过来，这边挤过去，高喊着“要和平不要战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生命涂炭”、“反内战，反饥饿”等口号的示威游行队伍，好好一座北平城，乱得简直就像一锅粥。

　　邓宝珊的脸色阴暗起来，难看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北平已乱成这个样子。傅作义是守城名将，平时带兵打仗都是一位难得的将帅之才，怎么被解放军一包围就成这么个样子了！这模样，别说解放军现在平津城外的兵力有一百多万，比傅作义的兵力多一倍还多，就是不放一枪一弹，也很难支持长久啊。

　　“唉！”邓宝珊不由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不光是军事的，更是政治的！”他自语般地对冯钦哉说：“看样子，中国革命到了今天，那是什么力量也抵挡不住共产党的胜利了！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了！”

　　对共产党，邓宝珊是了解的。他早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了。他比傅作义大一岁，甘肃天水人，也是以十六七岁的少年之身就投身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他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响应辛亥革命，1918年参加讨袁护法的陕西三原起义，任靖国军右翼前敌总指挥，1924年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后来“五原誓师”担任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几乎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全过程。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了。

　　他最早认识并建立起深厚友谊的，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刘伯坚等。在他任第七师师长的时候，他委任的秘书葛霁云、军官传习所所长胡重差、政治教官张海如，都是中共党员。1925年他出任直隶善后帮办，所发通电就是李大钊为他起草的。“五原誓师”后他任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更与中共党员杨晓初、杨明轩、邓小平、刘志丹、李子洲等关系融洽，密切合作。1927年，刘伯承顺泸起义失败从四川跑到陕西，也是他热情接待，慷慨解囊，签发护照，保护出关。国民党“清党”，刘伯坚不得不离开国民军后，他还担负起了他的家属的保护、供养责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旅居上海，又与中共党员葛霁云、杨明轩、杨晓初等，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一起从事反蒋活动。

　　后来他应杨虎城之邀，到了兰州，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及新一军军长，与中共党员汪锋、谢子长等来往密切。“七七”事变后，他先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再任第二十二军军长，坐镇榆林，均与延安有友好往来。物资互济，邮电互通，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著作，也都向榆林的部队和机关邮赠。1943年，他到重庆开会回陕，途经延安，中共中央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部队到郊外迎接，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宴请，叶剑英专门为他举办欢迎晚会，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周恩来、林彪等，都和他有过深入交谈和多次接触。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他在榆林与延安的关系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