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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年春天的事。所以说，在佘涤清的工作日程中，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从那时就已开始了。 王甦的公开身份是傅作义部队的“荣军中校”。在曾常宁的引见下，经王甦多次晤谈，曾延毅欣然接受，并说干就干，立即从天津来到北平，找傅作义“游说”。 可是，他与傅作义见了几次面，谈了几次话之后，不知是由于曾延毅谈得过于直率，还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曾延毅感到“话不投机”，傅作义对与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似乎压根儿就不想考虑。曾延毅看看效果不大，觉得傅作义是不是对自己还不够信任，就向王甦推荐，说能不能请刘后同出马。 听了曾延毅对刘后同情况及刘、傅关系的介绍，王甦感到，如能请刘后同出马，确实再好不过。于是，他马上报告给了刘仁部长。刘仁也十分高兴，当即同意。于是，通过曾延毅，王甦又开始做刘后同的工作。 好在刘后同与曾延毅两家的关系很深，过从甚密，刘后同的女儿刘杭生与曾常宁又是同学，而且刘杭生也是中共外围组织“民青”的秘密成员，所以，先由刘杭生引见，又经曾延毅、曾常宁在一旁大力相劝，几经晤谈，刘后同也便欣然领命，表示愿意在和平道路上，为国家出一分力，也为傅作义出一分力。 其时，刘后同经常被傅作义请到北平“共商大计”，“讨教”有关国家前途、个人命运、国共相争、“剿总”处境等等政治、军事方面的大事。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和国共两党相争的结局，刘后同是早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了的。接受和平道路的意向后，他在与傅作义的接触中，就有意无意地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鼓动傅作义在国民党前途暗淡的情况下，考虑有否走和平道路的可能性。 随着全国战局的发展，刘后同的“和平”想法越来越坚定，对傅作义的鼓动、劝说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积极。为了工作方便，他从10月份开始就搬来北平，住进了傅作义的高级招待所──联谊社。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也积极配合。为了掩护及联系、工作方便，刘仁指示，由城工部出资，让北平地下党在北平兴隆街专门成立了一个“晋丰行栈”。在这儿，通过刘后同的介绍，北平地下党又认识了傅作义的兄长傅作仁、傅作义的嫡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丁宗宪、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北平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等一批可以与傅作义“说得上话的人”，从各种渠道来做傅作义的工作。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由北平地下学委直接领导和联系的杜任之。 是啊，通过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多渠道的工作，尽管傅作义表面上还没有明确表态，但内心的矛盾和变化已是显而易见。所以，佘涤清也认为，由中共直接出面与傅作义接触的时机已经成熟。只是这人选…… “组织上准备如何安排呢？”佘涤清想着，觉得要直接出面做傅作义的工作，手头上一时真还找不到那么合适的人选，于是就进一步问。 刘仁笑了笑，说：“组织上已经考虑过了。”说着，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递给他。“你马上赶回去和王汉斌研究一下。” “傅冬菊？” “对，就是她！” 傅作义警觉地问女儿：“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时回答不上来，只好老老实实地说：“不清楚。” 隔天。 从天津来平的火车上，坐着一对年轻夫妇。女的开朗、活泼，有说有笑，男的显得老成持重，坐在旁边很少言语，只在她笑时陪着她笑。他们坐的是普通车厢，衣着行囊也都是普通装束。女的叫傅冬菊，男的叫周毅之。没有人能看得出他们就是“华北王”傅作义的女儿和女婿。 傅冬菊，也叫傅冬，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记者。她和周毅之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就是根据刘仁的指示，肩负着特殊使命，以采访为名，从天津调来北平的。他们到了北平，傅作义也从南京回到北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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