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的生命旅程(1)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梁思永的病症肇始于1932年的那个早春。

　　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梁思永于1931年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是梁思永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氏三岁，属于姑表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按当时的社会风俗，梁、李这对表兄妹的结合，是属于“亲上加亲”的婚姻典范，因而梁、李的结合被家人和社会视为天生的一对鸳鸯。事实上，在梁、李共同生活的十几年短暂又漫长的岁月里，二人的确是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欢乐而又苦难的时光。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告别新婚三个月的妻子李福曼，随史语所组织的殷墟发掘团来到安阳殷墟，在一个叫后冈的地方，以“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的身份和名誉参加发掘。也就在这一年秋季，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光辉的一页。正当梁思永满怀信心欲向新的高度跃进时，不幸于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病倒。此次患病开始时只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能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

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了病情。当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操劳照顾。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这一病症为年轻的梁思永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和同乐寨的田野发掘。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事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虽是20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30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后，当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与李济等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由长沙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时，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两边摆地摊变卖家中稀有的一点衣物艰难度日，其悲苦之状令人唏嘘。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五岁的女儿梁伯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外形设计的洋娃娃，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走，磨着妈妈李福曼要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幼小的梁伯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于战时的西南之地给予了她幼小心灵莫大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妻李福曼和女儿梁伯有，随史语所同人即将迁往四川李庄时，由于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蔓忍痛把女儿那个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年仅七岁的梁伯有大哭不止，并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无尽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