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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起他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求学。1909 年春天,杭州各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有三千学生参加,在图画老师包蝶仙指导下,陈布雷、邵飘萍这几个后来新闻史上放过光焰的人物办起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早的报纸。从这里,开始了陈布雷的文人生活。 1920 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星期5 篇,星期天撰写短评。《商报》本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报界誉为“突起之异军”。1923 年,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他不惮军阀的强势,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举兵入浙江等,他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 1925 年3 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陈布雷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马上在《商报》发表《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的评论予以驳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在《商报》的评论,肖楚女致函示好,希望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但这与他的思想有距离。他没有回应。1926 年元旦《商报》创刊五周年,他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对这段历史做了一番总结。12 月间,《商报》连载陈布雷所著长文《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对汉口工潮大发议论,语多指斥。陈布雷认为:北伐战争中的“第一层之隐忧”,即为“各地工农阶级之兴起太骤”,渲染工农阶级的气势“太张”,已使“产业界颓丧疑怖”,失去“康宁”。 陈斥责工农意识“至为简单”,“鄂省民情,素以狭隘强悍著闻;而乍遇解放之民众,意气尤易涉骄昂”等。从15 年前的《谈鄂》10 篇,到一年多以前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大量时评,陈布雷无不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工农运动鼓与呼。然而,《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却对工农运动横加指斥。前恭而后倨,变化何其鲜明。因此,对于陈布雷来说,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他从此疏离工农群众的一个标志。陈布雷与工农群众及共产党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的关系却渐次密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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