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权威”戴季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理论家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作为蒋介石最看重的宠臣、最信赖的国策顾问、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理论家、文化教育方面的决策者，戴季陶踌躇满志，更加卖力地推行他的戴季陶主义，从法理上为国民党的统治提供依据。

　　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 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戴季陶的论著除上面所提之外，还有《青年之路》、《日本论》、《学札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1935 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蒋介石虽做了一些解释，但戴季陶仍听不进。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果然，在此后的3 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虽然觉得戴季陶太过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至交，不得不做出让步。1936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的，实是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对此，戴季陶明白得很。果然，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问计于他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了，相互间的往来也少了，诚如专家评论的那样：蒋戴之间的关系已经蒙上了某些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