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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被塑造成色魔淫棍，多少带有写作者刻意夸张的因素。但说西门庆是奸商，似乎是“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在商业经营中，他压价收购，贱买贵卖，行贿送礼，偷税漏税…… 不过话说回来，“贱买贵卖”本来是商业经营的铁律，除了《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世上哪里找得到“贵买贱卖”、甘愿赔本的商人呢？西门庆在药材、绸缎生意上盈利，主要靠经营得法，如自主采购贩运、调动伙计积极性等，这些都属于守法经营范畴。而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欺诈行为，从书里的描述中，尚无发现。 至于从事官盐买卖，也并无严重违法之处。其收买蔡御史等作法，也只是为了抵消盐政衙门的弊害、谋求代理商的正当权益罢了。因此，西门庆作为“奸商”的唯一证据，只剩下行贿送礼、偷漏税款。然而这又不是西门庆一个人应该负责的，在那个吏治败坏、贪渎成风、上下交相争利的年代，恐怕这又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可视为资本积累初期的“原罪”现象吧。 至于“贪官污吏”这顶帽子，西门庆似乎不能推辞。他凭借官势，确实得了一些好处。如苗青一案，他得银五百两，这是西门庆为官贪渎的铁证。至于他曾为王四峰说情，得银二千两，却不能放到一块来说。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做官，只是借助蔡太师的官势而已。 不过凭借官势得财，并非西门庆致富的主要手段。比起同僚夏提刑，西门庆要“廉洁”多了。西门庆看不上这位同僚，说是：“别的倒也罢了，只吃了他贪滥婪的，有事不问青水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第三十四回）西门庆是个商人，见过大钱，做官之外，有着稳定丰厚的商业收入。因此即便受贿，也还是有所选择。一点小钱儿，他还不放在眼里。处理案件时，他往往尚能顾及官员“体面”及“刑条”的严肃性。商人李三、黄四向他借银，他说：“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儿，在外边东诓西骗。”很注意自己的官声形象。他甚至偶尔也还能主持公道。应伯爵就曾拿西门庆与夏提刑作对比说：“哥，你是稀罕这个钱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没有，他不挝些儿，拿甚过日？”（第三十四回）此话虽为逢迎之语，却也道出背后原因。正因如此，后来西门庆升官时，朝廷考察官员的照会中有“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的评语。 万贯家财使西门庆地位骤升，他跟皇亲国戚、太监公公平起平坐，御史、巡按也成了他的座上客。他的衣食住行富拟王侯，家中陈设令巡按大人也眼红不已。不过西门庆毕竟生活在封建时代，他的头上，时刻悬着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们指责西门庆勾结官府、逢迎奸臣、倚仗权势、牟取暴利，然而人们很少提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商人要时刻准备受统治者的盘剥掠夺。西门庆不惜巨资给蔡京送礼，又岂是出于自愿？那还不是商人分肥给统治阶层、以求容身的无奈之举？即便西门庆跻身官场，做了五品提刑，他也仍是上级官员巧取豪夺的对象。 东平府察院巡按宋御史曾先后几次借西门庆家摆宴迎送上级官员，实则是敲西门庆的竹杠。一次是在第六十五回，朝廷差六黄太尉到山东迎取艮岳花石，宋御史“敬烦”西门庆“作一东”款待六黄太尉。宋御史很“客气”地送来礼物和“两司八府官员办酒分资”（今又称“份子”，指众人凑起来的礼金），后者总共只有白银一百零六两。用这点银子来宴请六黄太尉及山东巡抚、巡按、左右布政使、左右参政、省内所有头面官员及随从等，显然是杯水车薪。事后应伯爵说：“若是第二家摆这席酒，也成不得……今日少说也有上千人进来，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赔了几两银子，咱山东一省也响出名去了。”应伯爵的话是从反面总结的，不知这话能否抚慰西门庆的割肉之痛？ 尝到了甜头的宋御史，日后给蔡九知府接风、为侯巡抚送行，也都在西门庆家摆酒。众官员见酒席丰盛，都向西门庆称谢：“生受，容当奉补。”宋御史则说：“分资诚为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罢了，诸公也不消补奉。”西门庆还要谦逊一番（第七十六回）。然而宋御史事后并未给西门庆太多的照顾。他与西门庆的关系，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封建官员对商人属吏的巧取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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