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金瓶梅》的创作及其小说观念(2)

　　因银瓶“是当初道君皇帝自选过的才人”，被敬奉着，日后靠她挣钱。翟四员外出一百两银子要梳笼银瓶，李师师贪图钱财，用银瓶利诱翟四。在银瓶未被梳笼之时，先与李师师的干儿子郑玉卿同房。后来，与郑玉卿一起乘船逃往扬州。银瓶是绝代佳人，在扬州被盐商苗青看上。郑玉卿被苗青外娶的妓女董玉娇勾搭，郑玉卿对董玉娇说：“情愿把银瓶嫁了。”苗青设计要贴上一千两银子，用董玉娇换银瓶，把银瓶用一顶小轿送入盐店。苗青老婆是一个妒妇，用铁火杖毒打银瓶，银瓶受屈不过，半夜自缢身亡。作者解释说：“这段因果，当初李瓶儿盗花子虚十万家财，贴了身子给西门庆。今日花子虚又托生做郑玉卿索他的情债。那银瓶欠他情债，一一还完，还不足原财，因又添上一千两卖身的钱，完了债。”李银瓶是一个被蹂躏被侮辱的少女形象，她得不到正当的爱情，跟浮浪子弟郑玉卿私奔，后又被郑出卖。银瓶的悲剧结局，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残酷。银瓶形象与作者的因果说教相对立，与前集《金瓶梅》中的李瓶儿也无内在联系。黎金桂，黎指挥娘子所生，从小由家长做主，与穷困残疾鞋匠瘸子订婚。她羡慕孔梅玉嫁给金贵族公子，得到母亲支持，决心悔婚，终因迫于金地方官的威权，招赘刘瘸子入门，金桂得不到应有的爱情，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最后，她出家当了尼姑。这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没有美满婚姻的普通女子形象。但是，作者为了藉此宣传因果报应，把金桂写成潘金莲托生。为表达惩淫女的思想，让她变成“石姑”，表达“淫女化为石女”，“色相还无色相”的封建禁欲主义观念。孔梅玉为孔千户之女。她父亲投降金人，被经略种师道所杀，母亲改嫁，家境贫困。她不甘心贫贱，一心想嫁一个富贵郎君。梅玉被孙媒婆所骗，终于嫁给金朝重臣挞懒的公子金二官人为妾。金二官人的大妇凶妒剽悍，随意打骂梅玉，梅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金桂母女帮助下，出家做了尼姑。取法名梅心。作者把她写成春梅托生。作者说：“或说前集金莲、春梅淫恶太甚，未曾填还原债便已逃入空门，较之瓶儿似于淫狱从轻。瓶儿亡身反为太重。”又说“瓶儿当日气死本夫盗财贴嫁，与金莲、春梅淫恶一样”，用这种“淫根”轻重观点解释金桂、梅玉的遭遇与结局，是与人物形象本身蕴涵的意义不相容的。丁耀亢用宿命因果报应思想解释续书人物与前集《金瓶梅》人物的联系是牵强的。作者从“淫根”轻重观点看待李瓶儿、潘金莲、春梅等人物命运，也是很落后的。丁耀亢并不是《金瓶梅》作者的知音。当然，他对作品人物的描写，表现了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性格，对《金瓶梅》人物形象画廊有承袭，也有补充。

　　《续金瓶梅》艺术结构类似《水浒传》单线独传而不同于《金瓶梅》的千百人合成一传的复合结构。作者不重形象性格的刻画，不以家庭为题材，人物大多活动在战场、禅林、山寨、旅途、郊野，重在写战乱离散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体裁上杂神魔、世情、演义、笔记于一炉，像一部杂著，或可以说是一部杂体长篇小说。《续金瓶梅》的改写本《金屋梦》凡例说：“可作语怪小说读，可作言情小说读，可作社会小说读，可作宗教小说读，可作历史小说读，可作哲理小说读，可作滑稽小说读，可作政治小说读。”足以说明《续金瓶梅》内容的杂。这与《金瓶梅》集中表现出的世情小说特点有很大的区别。丁耀亢的小说观与我们现在的观念不同，与《金瓶梅》作者也有区别。他把杂文著作《出劫纪略》中《山鬼谈》照录进《续金瓶梅》第五十二回。《续金瓶梅》是他生活经历的形象概括，又是他政治思想、宗教观念、情欲观念的直接阐发，真可以说是一部杂文长篇小说。丁耀亢（1599-1669），字西生，号野鹤，又号紫阳道人、木鸡道人，山东诸城人。清顺治五年入京师，由顺天籍拨贡充旗学教习。顺治十年冬，授容城教谕，十一年春就官，后迁福建蕙安知县。顺治十六年十月赴任，走扬州，入姑苏，访西湖。第二年未上任，辞官回转，此后不再出仕。《续金瓶梅》写成于顺治年间任容城教谕之时。康熙四年(1665)八月，因著《续金瓶梅》致祸下狱，至冬蒙赦获释，计一百二十天。“著书取谤身自灾，天子赦之焚其稿。”（《七戒吟》）《续金瓶梅》刊行后不久，即遭禁毁，顺、康之际原刊本极罕见。傅惜华原藏顺治刊本，图与正文均有残缺。山东省图书馆藏抄本三部，其中一部为莒县庄维屏旧藏，笔者曾访阅过此珍贵抄本。齐鲁书社孙言诚氏认为此为原抄本，或者就是稿本，顺治刊本是以此抄本为底本刊印的。丁耀亢与著名小说戏曲家李渔（1611-1680）同时而齐名，可并称“北丁南李”。丁耀亢曲论《啸台偶著词例》比李渔《闲情偶寄》早二十二年。丁氏早于李渔以“结构”为着重，提出“十忌”、“七要”、“六反”。“六反”云：“清者以浊反；喜者以悲反；福以祸反；君子以小人反；合以离反；繁华以凄清反。”讲的是悲喜相间、清浊对比、福祸交错的艺术辩证法。丁氏还提出“要情景真”，情节奇，“不奇不能动人”的理论。李渔也提出“非奇不传”(《偶集?词曲部》)，认为奇才能新，新奇才能美。李渔小说刻意求新，失之纤巧，缺乏探索人生、追求理想的崇高宗旨。而丁氏虽也主张“不奇不能动人”，但因立足于动乱的社会现实，关注人性，关心民生疾苦，其小说显得宽阔博大，有厚重深沉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