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法缘起(2)

　　司香巡堂官见有人搅了法会，这还了得，连忙报告给了太宗皇帝。太宗令将人从速拿来，原来却是送袈裟的和尚。对着太宗，观世音又讲到大乘的妙处。太宗听得高兴，请观世音演说一番，便问何处可得此经。观世音飞身上了高台，脚踏祥云，现出本相。太宗与群臣百姓方知是观世音菩萨降临，齐声礼赞。太宗也当下传令，暂时收了法会，等派人往西天取来大乘真经，再秉丹诚，重修善果。

　　玄奘法师主动请缨：“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往西天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太宗大喜，上前用御手搀扶起了玄奘，说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途程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说着，太宗也真的来到了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

　　然后是择日发牒出行。在玄奘出发的那天，太宗率了文武百官亲为送行。饯行宴上，太宗献给玄奘素酒一杯，又亲手捏一撮尘土，弹入酒中，谆谆叮咛：“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并祝福玄奘，早日顺利归来。

　　以上就是小说中写到的取经缘起。就小说所写来看，原因有二：一是如来佛要传大乘真经给东土，二是东土大唐做水陆大会超度亡灵需要真经，而玄奘的西行，充其量也只是为帝王分忧，充当了一个传经、取经这中间环节上的使者而已。这当然是玄奘故事进入了民间传说以后，被不断改造重塑的结果。

　　让我们还是走进历史，来看一下作为历史人物的玄奘，他的西行印度取经，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佛教自东汉以来便传入中国。最初传来的，只是小乘佛教一切有部和禅定，接着也传来了大乘中观的理论，但并没有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南北朝时期，大乘理论才渐次流行开来。南北朝时期，国土分裂，社会板荡，探讨人生话题的佛教适应人们的需要，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仅分出南北两派，还逐渐形成了以研究某一部经典为中心的名目繁多的佛学宗派，如涅槃、成实、三论、毘昙、地论、摄论、楞伽等等即是。不同的学派，围绕佛性（能否成佛）等有关佛教的根本命题，产生了千奇百怪的观点解释，差别大的，甚至于尖锐对立、水火不容。正如后来玄奘在上高昌王启中所说的：

　　遗教东流，六百余祀，腾、会振辉于吴、洛，谶、什钟美于秦、凉，不坠玄风，咸匡胜业。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

　　所谓的当、现二常，是指《地论》流播，分出南北二道。“相州北道计阿黎耶以为依持，相州南道计于真如以为依持。此二论师俱禀天亲，而所计各异，同于水火，加复《摄大乘》兴，亦计黎耶，以助北道”（《法华玄义释签》卷十八）。北道主张染净缘起依于黎耶染识，就未来的果性言，佛性需要修行才有，所以谓之当常；南道主张染净缘起依于真如或黎耶净识，就现在的因性而言，佛性本在，修行只是要开显它而已，所以谓之现常。两派势同冰炭，水火不容。

　　中国佛教，最初是经由中亚细亚和新疆间接传来，而当时的译经僧也多从中亚而来，是典型的外来和尚，这样，最早的佛经翻译，便不是来源于梵文或巴利文的原典，而大多是当时的西域语言文本。这些外来的和尚译经，因不通汉语，便需要找中土的和尚合作，由他们口授，中国僧人笔录。中国僧人听得稀里糊涂，一知半解，而这种半猜哑谜式的记录，其最终的汉文经本的质量，便不言而喻了。

　　再说玄奘，在周游了全国各地、遍从名师问学，尽读了国内现有的各种佛教经籍之后，他感觉不仅没有彻悟佛理，在许多问题上，心中的疑惑反而越发增长。他不明白，就像《大般涅槃经》和《摄大乘论》，为什么会一个讲还灭门，论证成佛的必然性；一个讲流转门，论证惑业果报的关联性。而在它们之间，也有真心论与妄心论的显著差异。还有，如部派经论，或持三世有，或持现在有，论见殊异，也与大乘法义难以吻合。他困惑着，为什么由在娑罗双树下灭度的佛祖释迦牟尼所创建的佛教理论，要在后世分成当常、现常两派；而在传来中国以后，不同的宗派之间，更会有如此观点悬殊的理解。甚至于经典，因为不同的版本，也各有各的译法，此隐彼显，此显彼隐，残缺不全，断章取义，所在多有，令人难辨真赝，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