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00年以后的帝国与城市

　　君士坦丁自公元312-337年当作一个基督教国家进行统治的帝国与安东尼时代典型的城市社会十分不同。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世界帝国的惊人事实最终被城市中的人们知道了。公元230年之后，赋税的明显增加对于维持帝国的统一和国防来说很有必要。在古代社会中，这样的赋税增加远比帝国政府按照财政盈余拨出的资金有意义得多。上层社会本身必须进行调整，以便畅通无阻地得到这种盈余。老式的地方性免税政策和以往不愿以直接征税的方式损害富人地位的做法被抛弃。直接干预城市事务成了帝国的行政管理准则。

　　这样的征税方法并没有导致城市的消失，更没有消灭传统的中坚阶层。中坚阶层只不过改变了他们的结构而已。那些如今渴望支配社会的人，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将他们以往的当地显贵的位置与如今作为皇帝仆人的新角色结合在了一起。随着参与帝国行政管理的好处越来越明显，他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非常普通的公民，以传统的方式与一帮和他们地位平等的人进行竞争，以养育他们“最美好的城市。”他们是强有力的人，正在以远方皇帝的名义通过一种明显得多的方式控制着他们的城市。我们注意到，在安东尼时代，普通的城市显贵被要求接受共同的文化，尤其是被要求当社会距离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接受共同的道德标准，因而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通过强调他们自己的阶层与其他所有人之间无法逾越的分歧，安东尼时代出身名门的人得以将他们自己看作是某个中坚阶层的某个团体的可互换的成员。在公元2世纪以及公元3世纪初，这种强调实际上已经掩盖了上层社会中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并掩盖了在地位上依赖于效忠皇帝的那些人中的上层阶级内部的绝对统治权。到了公元3世纪末，这些事实开始被承认是

罗马社会要想存在下去而必须采取的基本组织模式。后来的罗马帝国是一个明显被皇帝和大地主的奴仆联盟所控制的社会。这些奴仆们勾结在一起，控制着纳税农民，并维护着城市的法律和秩序。公众人物的行为准则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些喜欢回忆老式行为准则、眼光忧郁的人们发现，握有强权的公众人物开始表现得无礼起来。古典时期朴素而统一的服装曾经很受上层社会的欢迎，但是如今他们却将这样的服装抛弃，转而喜欢将衣服用作一种纹章图案。这样的衣服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显示上层社会内部的区别。这些新型外套的式样非常多，既有供议员们穿用的波浪式绸制服和皇室仆人所穿的统一服装（这些衣服上面绣有能够暗示具体官阶的布条），受基督教主教影响的束腰外衣。

　　至于城市，在帝国的大多数地区，经济状况决定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地点，也不再是一个供显贵们在极其奢侈的建筑内表达竞争欲望的舞台。然而，城市的这些方面并没有消失。它们在雄伟的皇宫里得到了维护，而且通常被维护得非常好。有这些皇宫的地方比如特里尔、西尔玛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城市，比如罗马、迦太基、安提俄克、亚历山大和以弗所。但是，城市的辉煌现在是由皇帝本人和代表皇帝的强权人物来维持。

　　公元4世纪的城市决不是其昔日经典的暗淡影子。它的公共设施得到了精心维护，包括古老的异教神殿的华丽外表。在许许多多的城市中，帝国政府在继续提供特许的救济食品。而在以往的几个世纪中，无论公民是富裕还是贫穷，政府都会对他们获得这些救济品实行严格的限制。所有大城市的大型公共浴室也都实行了类似的管理方式。许多马戏场、剧院和竞技场此时都经过了改造，用于接待更加精彩的演出，比如水面战斗和捕捉野兽等。附属于庄严仪式的神秘团体就像在异教时代的宗教仪式上那样聚集在这样的集会上。在特里尔、迦太基、安提俄克和罗马——所有这些城市都曾遭到公元5世纪的愚昧民族的威胁和攻击——平民仍然相信，通过它们神秘的力量，庄严的马戏团表演已经对他们城市的继续存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强有力的人物们不再频繁地在公共集会场所露面了。他们现在倾向于呆在豪华的宫殿中和雅致的乡间

别墅中对他们的城市进行支配，已经稍微远离传统的公共生活中心。然而，这些住所并不是远离公共生活的静居处，而是供私人使用的公共场所。女性住所中的私人房间的两侧建有用于正式接待客人的大厅，通常在一端建有一座环形殿。在这里举行的小型宴会是统治该城市的内部团体的正式聚会，非常不同于三个世纪以前客户、自由民、朋友和同等市民参加的不加任何区别的民间聚会。古典雕像中的许多杰作曾经矗立在神殿之中或神殿四周，以及公开场合。但是如今却静静地立于这类宫殿空旷的大院和门厅中。它们被用来表明，特权人物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吸收和保留最好古典城市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远远不能肯定新基督教会能够在公元4世纪将它自己关于团体的特殊概念强加给这座古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