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里装着别人钱(1)

　　这苗青就托经纪乐三，连夜替他会了人，撺掇货物出去。那消三日，都发尽了，共卖了一千七百两银子。把原与王六儿的不动，又另加上五十两银子、四套上色衣服。到十九日，苗青打点一千两银子，装在四个酒坛内，又宰一口猪。约掌灯以后，抬送到西门庆门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书童、琴童四个家人，与了十两银子才罢。玳安在王六儿这边，梯已又要十两银子。须臾，西门庆出来，卷棚内坐的，也不掌灯，月色朦胧才上来，抬至当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门庆只顾磕头，说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难报。”西门庆道：“你这件事情，我也还没好审问哩。那两个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个罪名。既是人说，我饶了你一死。此礼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还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

　　——《金瓶梅》第四十七回

　　贪污是个头疼问题，好像每个封建王朝都不能避免，是体制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这还真得请社会学家们好好研究研究。

　　西门庆这个千户的官可是用钱买来的，如果不从别的地方把买官的钱收回来，那这买卖不是亏了吗？一桩人命案，千儿八百两银子，解决了，死了的倒霉，活着的照样潇洒。西门庆是典型的收受贿赂，贪赃枉法。按照明朝初年朱元璋时期的刑法看，西门庆收受的银两数目足够处斩了。

　　早在朱元璋时期，他对惩治贪官污吏表现出来的意志坚强，近乎于不近人情。他对待贪污受贿官员的严厉程度，使人闻之悚然。朱元璋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就是说把他杀了还不算，还要把他的皮扒下来，然后用草塞入皮中，制成人形，摆在公堂一侧，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用来警示后来的官员。另外还规定，百姓拥有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特权，如果事实成立，有功者还可以受到奖赏。朱元璋这一重刑典狱，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贪官永远是杀不完的。即便刑法如此严厉，仍就有很多人，置法律条文于不顾，依然我行我素。

　　有个叫郭桓的人，是国家征收赋税的高级官员，他仗着权势，盗买军粮，最后竟然把国家军用粮仓中三年的积蓄盗卖一空。当时，全国共有13个省，其中12个都和他有勾结，几年之内贪污的粮食竟然多达2400万担，相当于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事情败露以后，朱元璋非常生气，把郭桓处以重刑，并彻底清查，结果令朱元璋大吃一惊，涉案人员竟达几万人。即使人员很多，朱元璋还是把这些违法官员都杀了。一道圣旨下去，几万人的人头全部落了地。

　　即使反贪力度如此之大，但明朝的大贪官还是“豪杰辈出”。最有能耐的还得说太监王振，他是宫里的司礼太监，也就是说，这位是有权代皇帝批复奏章的“大太监”。他得势的时候，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甚至走私军火卖给敌人。但一直没人敢揭发他。他是胡闹得让皇帝当了俘虏后才被早就恨透他的护军樊忠一锤打死，然后彻底查他的贪污账。以后的严嵩父子、刘瑾、魏忠贤不过是明朝贪官污吏中“出类拔萃”者。

　　《明史》中记载，嘉靖时的进士、刑部主事、徐玠门生张翀，曾经上书弹劾严嵩父子：国家所恃为屏翰者，边镇也。自嵩辅政，文武将吏率由贿进。其始不核名实，但通关节，即与除授。其后不论功次，但觐问遗，即被超迁。托名修边建堡，覆军者得荫子，滥杀者得转官。公肆诋欺，交相贩鬻。

　　这样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长期倚之为左右手。到晚期由于御史连续弹劾，严嵩终于败露，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严嵩的家，从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财产为：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两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两百余束，金银玳瑁等带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两千八百八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两万七千三百余亩。余玩不可胜纪……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国榷》卷六十四，“巡抚江西御史成守节上严氏籍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