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恶非本善(2)

　　李贽认为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如好色、好货，如勤学，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对此他只有一个解释：势利之心、趋利避害之心人人都有，这是人的自然本性，人心必然有私，“若无私，则无心矣”。因此他把人的自私欲望、趋利避害、追求享乐等看作整个道德的基础。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既然是人的本性，那就是合理的，不应该予以人为的限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礼是非礼，而真正的礼应该是人人认同，顺其自然的，“无蹊径可寻，无涂辙可由，无藩卫可守，无界量可限，无扃钥可启”，一句话，就是完全没有束缚，完全的自由。李贽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并以广大民众的价值趋向作为道德的基础，这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他把趋利避害、追求享乐等视为人的本性和整个道德的基础，并将其凌驾于一切社会规范之上，这显然是对人性的扭曲。

　　明朝之所以使人性如此转变，一切都归于思想的束缚松弛，上层统治者的荒淫。明政府单方面宣传它的程朱理学，用程朱理学的盛行而使“节烈风气盛行”；而下层人们并不像政府期望的那样，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不愿意受程朱理学的束缚，肆意追求肉欲享受。森严的家长们“教导年轻好动的子孙们就范于现定的社会秩序，以期在社会上顺利发展”，而统治者也通过贞洁坊给社会的女子一种道德的模范，鼓励女子恪守贞操，尽妇人之道，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人性慢慢地随着欲望逐渐变得恶劣。人性的扭曲不仅是由于色，还由于酒、财、气、权等诸多人性弱点的诱发和来自社会的因素。就财而言，为了财，苗青杀人夺妻，贿赂官场；为了财，王六儿出卖肉体，输身求银。西门庆也为了财立即抛开了热恋中的潘金莲而去谋取孟玉楼，勾搭李瓶儿，去贪赃枉法，送礼买官，经商放债，损人利己，无所不用其极。

　　在封建社会里，假如对于女人来说主要面对的是一个“情色”问题的话，那么对于男子来说，除了财、色之外，还有一个功名富贵的问题。当官欲、权势欲无疑是一帖强烈的人性腐蚀剂。

　　“《金瓶梅》是一部哀书”，人性本恶非本善。凡是稍有一点人性，不是毁灭，就是被扭曲，均无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