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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再无人敢在皇帝面前提到“统嗣之争”,这场荒唐的闹剧才算最终落下了帷幕。 所谓“大礼议”之争,表面上是“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之争,而实际上是蕴涵着皇权与阁权的政治之争,以及学术思想上正统朱(熹)学与新兴王(阳明)学之争。 守旧的旧臣阁老们所遵循的是绝对的程朱理学,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按照这个“理”去衡量,逐渐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动摇它,万事万法都依它而生。杨廷和在“大礼议”一开始就表明:“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而张璁等人所遵循的是新兴的王学,即王阳明之学。他的一些主张跟程朱理学恰恰相反,承认人欲,率性而为。正如杨慎等人上书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两种不同的观念相撞,自然产生激烈的火花。 新兴王学挑战了一下作为统治者驾驭百姓的好工具——程朱理学,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种新的思想却给明朝后期的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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