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女性人物的不同命运(6)

　　请看李瓶儿。

　　先前作为梁中书的妾，因畏惧夫人，“只在外边书房内住”。

　　后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却“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第十七回），其叔花太监到广南去，竟带她去“住了半年有馀”（第十回），可见她实为太监的玩物。

　　再遇“轻浮狂诈”的蒋竹山，只是胡乱地要他“有甚相知人家亲事举保来说，无有个不依之理”（第十七回），一无自己的主见，结果被蒋竹山轻易地骗到了手，而蒋竹山却是个性无能的“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往往干事不称其意”（第十九回）。

　　小说通过这三桩亲事，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本“好风月”的李瓶儿却长期处在性饥渴的状态之中；她在寻求解决“郁结于中”的“不遂之意”时，实无个人明确的主见（第十七回）。后来她之所以倾倒于西门庆，主要也就是领教了他的“狂风骤雨”，深深地感到：“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第十九回）只有西门庆，才真正使她的性欲得到了满足。因此，李瓶儿尽管也“偷情”，但她只是停留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缺乏自我意识和明确的追求，与潘金莲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不但如此，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法无天，个体的自觉而不顾社会的规范，即使亲手毒死了丈夫，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乐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李瓶儿却不然。她的个体意识即是社会的规范意识，她的主体性是完全消融在客体之中的。在她的头脑里，还是将不忠于那个不喜欢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丈夫作为深重的罪孽。气死花子虚，虽然使她得到了西门庆，但同时使她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她的死，实际上就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垮的。当然，小说写她是病死的。她的病，据一位医生诊断说，其起因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第六十一回）。特别是官哥夭折后，悲伤之极，又不时受到潘金莲的欺侮，“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第六十回）。但她病情加重而致死，显然与她的不能自拔的负罪感有密切的关系。当年，她在与西门庆合谋抵盗财物气死花子虚时，决定“不与男子汉一心”，一切都做得比较绝，活活将花子虚气死。这时，她沉醉在挣脱一种羁绊的亢奋之中，况且花子虚的死毕竟有异于武大郎的死，她可以不负什么法律的责任。但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到西门庆家，遇到种种不如意之后，回首往事，免不了要觉得自己有负于过去的丈夫，升腾起一种负罪感。她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苦恼，被善于通过梦来描写心理的作者刻画得是何等的精微。在她病重时，恍恍惚惚、几次三番地梦见花子虚来催命，这显然是她一种内疚心理的折射。特别是第五十九回写道：

　当下了瓶儿卧在床上，似睡不睡，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见了李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召唤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花子虚一顿，撒手惊觉，却是南柯一梦。醒来，手里扯着却是官哥儿的衣衫袖子。连哕了几口，道：“怪哉，怪哉！”一听更鼓时，正打三更三点。这李瓶儿唬得浑身冷汗，毛发皆竖起来。

　到次日，西门庆进房来，把梦中之事告诉西门庆。西门庆道：“知道他死到那里去了！此是你梦想旧境。只把心来放正着，休要理他！……”

　　梦，是她潜意识的反映。实际上，她一嫁到西门家，受尽羞辱，思想上就起过波折。西门庆骂她：“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第十九回）“亏心”两字，正点着她的痛处。后来，官哥生病、夭折，她更怀疑这是遭到了报应，因此常常梦见花子虚来夺她的孩子。西门庆对此倒是很清醒，告诉她这是“旧时梦境”，每一次李瓶儿向他诉说梦境时，每一次都劝她“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第六十二回），即是要她从对花子虚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可是沉重的道德压力，伴随着因果报应的意识，总究使她喘不过气来。一直到临死前，她还是梦见“那厮领着两个人，又来我跟前闹了一回，说道：‘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发恨而去，明日便来拿我也。”（第六十二回）“告准在阴司”一语，也正反映了她内心有亏，自觉罪孽深重。她请王姑子在她死后“多诵些《血盆经》，忏我这罪业。”深深的感叹说：“还不知堕多少罪业哩！”（第六十二回）因此，李瓶儿的死，可以说最后不是在法律，而是在道德的重压下走向了绝路的。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包容了她的个人意志，她还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