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传统的阉宦史做个简单的回顾。作为帝国史上最能哗众的题材，它跟娼妓史一样，能够迎合大多数人的趣味：一个被社会化的、受过良好教养的文明人，在漫不经心打量帝国哲学史的同时，总会对作为哲学史注解部分的风化史抱有相当的兴趣——他在审视帝国最伟大的头脑是如何思考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扫过它的胸部和裆部。

　　阉人作为我们的他者，从来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虽然置身于舞台的中心，但他们并不享有表演的自主权。他们的形象是被观众生产出来的——他们被注视，被谈论，被记述，被揣摩，并最终在一种颇具恶意的机制下，被批量地生产：他们各有名姓，但几乎无一例外，都自私、贪婪、残酷，甚至性变态。

　　这样的说法已经形成共识：畜牧是狩猎的结果。而这样的解释也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由于狩猎手段（生产力）不断进步，所获猎物在满足生存的同时还有剩余，所以人类迫切需要将剩余的猎物蓄养起来，以备后用，这导致了畜牧的出现（生产关系变革）。

　　其实，主流社会对阉人性行为的敌意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阉割作为一种性惩戒和性剥夺方式，任何妄图恢复性权利的阉人，都将被视作对这种惩戒方式的不服从；二是阉人的性行为方式，绝对是对主流趣味的一种冒犯。主流社会的潜台词可以这样浅显表述：第一，阉人压根不应该有性行为；第二，即使有性行为，也压根不该如此进行。

　　在今天，我们似乎已经无法确知，初民们对性器的崇拜，到底是源于其生殖能力，还是源于其产生的巨大快感——这两种揣测都有足够的证据，前者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认为繁衍种族乃是初民们的根本要务，而后者，则直接以功利主义为靶心，驳斥了初民们在这事上能够权衡利弊的观点。是的，一个井然有序、完全根据理性生活的初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况且，在生殖机理并不明朗的前提下，有计划的生育断然不可实现。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项重大器物的发明：贞操带。尽管它直至19世纪才零星地用于男孩，使他在结婚前不致有性的行为——在青年人的统治者看来，性是成年人的专利，过早地让男孩享有是对成年世界的侵犯，这种侵犯常常被表述为“不利于男孩的成长”，或者“有伤风化”，但作为一种性惩戒方式，我们还是能从中管窥权力在性这个战场上的身影。

　　权力是最好的壮阳药。基辛格博士的这个著名论断对女人同样适用。自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发表《女权辩》以来，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就从未停止过用“性”和“权力”共同来建构他们的理论话语。这给了女权主义实践家一个暗示：性，毕竟可以作为一种获致权力的武器——而且，是最后一种。阉人之所以无法获得历史主体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丧失了这最后的武器。

　　胡亥在赵高面前失去判断力，从而失去自信，在性别角色上，他开始扮演女人。在赵高面前，他开始出汗，开始颤栗，甚至开始有了媚态。到最后，赵高玩够了这种性别置换的游戏，便指示咸阳令阎乐带兵攻入胡亥当时所在的望夷宫，逼胡亥自杀了。

　　本书的写作被作者本人称为一次对福柯的笨拙致敬。但这不过是源自作者过谦的说辞。面对历史这个衣着光鲜的、正襟危坐的、乃至在当代人的过度阐释当中已经发迹变泰了的黑衣人，怀揣将这一切变得有趣、充满思维乐趣的动机，作者试图将这一切翻转过来，探明它镜花水月一般不断被打碎而又重新聚合的影像。有时，我会暗自怀疑，面对如此丰富的生活，一切的文字不过如酌蠡水于大海，都有将其简单图解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