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动词的阉：阉割(2)

　　还要防止伤寒：刀具加身的他们，在大创后身体虚弱，所以需呆在一个温暖的、密不透风的暗室里，我们叫它“蚕室”（养蚕的房子皆蓄火以防风寒） 。

　　消毒 显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也为阉割的高死亡率提供了一种解释：伤口感染而死。

　　作为形容词的阉：狗儒主义

　　我们从未放弃对精神施行阉割术的企图——虽然相对身体而言，有时它显得那么善意、舒缓、甚至温情——各种对精神的规训，都有一个良善的动机：保持思想的纯洁。这种纯洁如此必要，以致各种达成它的努力从未停止：焚书坑儒，举孝廉，科举制，文字狱，文化革命，职称考核制度。这种努力催生了一种生产机制：狗儒主义被生产了出来。他们（狗儒主义者）遍布中国历史的肌体上，使这个老大帝国鲜有慷慨悲歌之事：绝对精神从未真正建立起来——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让度、不可调和、不可通约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识分子在“达”与“穷”之间游刃有余，像一个光滑的土拨鼠一样：他们从未获得真正的历史主体性，一种奴性人格被塑造了出来。他们并不全都表现出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品性，他们也争斗，但他们争的是“宠”：把自己置身于皇帝嫔妃妻妾的角色，最高人生理想便是得到皇帝的“恩幸”。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功利主义举措，它满足交换法则：被皇帝恩幸后，上可“加官进爵，光耀门庭”，下可“招财进宝，荫及子孙”。在这种可以预期的行为法则下，知识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投向了皇帝的怀抱。投送成功，我们称之为“达”——“兼济天下”的方式在这里也别有趣味：吹枕边风。投送失败，我们称之为“穷”——“独善其身”的方式也是别有趣味：藏诸乡野。“藏诸乡野”比较体面的说法是：隐逸 。隐逸是一种消极的功利主义行为，它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在回到君王身边前，将自己的身体妥善安置起来，以便完好无损。所以，隐逸并不是自我放逐，并不是主体性寂灭，而是暂且搁置……说白了，它是一种策略。许多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渐渐失去了耐心，这便是各种幽怨诗的起源：

　　槿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宁独异？

　　忆昔相逢俱少年，成君家计良辛苦。

　　人事反复哪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

　　嫁时罗衣羞更着，如今始悟君难托。

　　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

　　王安石一首《君难托》，写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怨妇心态。他们在完成女性意识内置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妾。如果说“妻”尚且具有某种家庭主体性，“妾”则彻底丧失了它——它是作为“物”而被指认的：

宠物，玩物。屈原、李白是中国“妾文化”的代表，不过前者更为温顺、后者略显顽皮罢了。

　　“妾”毕竟还是一个活“物”，它具有鲜活的情感（哀怨，凄切）——虽然它并没有为民间疾苦振臂高呼，但它至少还是作为“活体”存在着的：它用它鲜活的情感，生产出了中国文学和艺术，甚至

神话 。对等到“性”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狗儒们，不过是一帮絮絮叨叨、幽幽怨怨的女人而已；阉割对其来说，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外挂体切除术，而是一种精妙的变性手术。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我们鲜有至大至刚的意象，而多有至阴至柔的物事。

　　因为周边事态不断恶化，统治者日益感到自卑和无力，所以，即使狗儒们以女性角色出现，统治者也感到力不从心，难以驾驭。在这样的情景下，狗儒们被迫以“物”的形式出现：“朽木”应运而生（“皓首穷经”是什么意思？）。作为一种“物”，狗儒们彻底放弃了对公众发言的权利——而在此前，他们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曲折的方式而已。于是，宋代以后，各种精英书写日渐式微，而民间书写则繁盛起来：小说由是大兴其道。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此与知识分子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而是“无关”。虽然这种情况多次有所改观，但最终还是沉寂于万古长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