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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有一天,我们发现性别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我们自小从教科书上得来的经验也全部破产:男子不再经由外挂体、喉结和胡须来获得一致的规定性,女子也不再经由阴道、乳房和平滑的肌肤来获得性别认证。这对追求多样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个噩耗,但对“只准生育一胎”的计划生育夫妇来说,却绝对是个喜讯,他们不再有“生儿,还是生女”的困扰。尽管短期内人类还不可能进化为一个性别,但通过分工的消失和审美上的强化,中性人的出现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这一切得益于“性”的重新发现。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人们大致持有这样的观念:性是亘古不变的一种生物本能,它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所以几无探究的必要——即使探究,也应完全纳入医学企图之中。基于此,围绕性发展起来的是一整套技术:作为一种生物本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如何助长它,或者压抑它。这使得性话语在权力界面上的投影无比单纯:纵欲/禁欲。进而,我们取得了对古典历史的基本印象:纵欲时代与禁欲时代交替出现。同时,我们获得了对古典时代的道德判断:荒淫的或者节制的,颓废的或者进取的。 但现在,这一切都终结了。因为性这个传统的医学重地,被社会建构主义者、本质虚无主义者、阶级论者联合起来攻占了:性不再存在一种神秘的、有待发现的本质,不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一种可以被建构的话语,以及由话语指导的实践。一句话,性不是被“发现”出来的,而是被“发明”出来的。 性彻底被社会化了。 这使得性别的生物规定性一夜之间崩溃了。各种激进运动的鼓噪者和女权分子、疑似女权分子联合起来发明了一个真理:性别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在男女平权成为普世思想时,这个真理获得了各民主国家和标榜民主的国家政府的庇护,从而使它在政治上永远正确——任何妄图质疑它的人都被视为性别歧视的罪犯。 首先受到指责的是教育。它的罪名是,在一个女孩长大的过程中,不断要求她蹲着撒尿、留长发、细声细气说话、保持坐姿不能两腿张开朝向客人、热爱小动物以暗示她对小孩必须怀有耐心和感情、整洁、从不厌恶炊具、喜欢床而不是书房、不能对兵器发生热情、在诸如“强大/弱小”“进攻/防守”“攫取/给予”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中自觉对后者抱有认同…… 教育让一个人变成了女人,而让另一个人变成了男人——这被看做是男权主义者操纵的结果。而支持教育的一整套文化体系以及作为文化体系核心次元的价值体系也都遭到抨击,女人们拒绝厨房,拒绝孕育,拒绝男人为她们设定的审美规范:身材修长,乳房高耸…… 更重要的是,她们拒绝分工。各个行业中不断涌现的“女强人”受到追捧,与此同时,“小男人”“居家男人”被看做是“好男人”的同义语。各种事业心强、没有时间呵护妻子的丈夫受到程度不等的诅咒:妻子觉得并不幸福;妻子难耐寂寞红杏出墙;妻子联合情人骗走丈夫钱财、害了丈夫性命——这种充斥了廉价女性杂志三分之二版面的悲惨故事,时时刻刻都在被讲述,尚未夺权成功的女人更希望这一则则寓言能惊醒冷落了她的丈夫们。 强大的女权主义攻势使得男性阵营彻底分化并断裂:男人的和男生的。 作为一个概念,男人逐渐变成贬义词,它的意义可能是:昏聩的、苍老的、过期的……它跟“大爷”“叔叔”“哥哥”这种歧视性的称谓同构了。与之相反,“男生”“男孩”则受到欢迎,它们的意义确定无疑:阳光的、青春的、正当时的……深蓝色、灰色、黄色遭到贬抑,而粉色、红色、白色受到优待——从体恤在男生中流行的色调我们可以看出“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何炅应运而生。何炅主义也应运而生。何炅主义者的纲领是:我是漂亮男生,我喜欢活泼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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