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高声呻吟(2)

　　但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毕竟越来越多了，在反对政府的游行中，她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项权利：男女同校。这为大面积的自由恋爱提供了温床，在革命激情的鼓荡下，青年一代逐渐明白：只有解放全中国，才有可能解放他们自己。这种信念让中国的女权运动被更大的社会革命裹挟了，所以显得比任何国家的女权运动都激烈、含混和悲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作为一首诗，它在中国获得了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大的认知度——显然，前者代表了食洋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心声，而后者，则反映了食古的旧式文人的浮浪与轻薄：这是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爱情作为一个词汇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时候，同时宣告了女人的胜利。这种胜利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直至被嬉皮运动完全粉碎。嬉皮运动的先驱者们胜利的秘诀在于：他们敏锐地发现，“爱情”被女人当成了战斗的武器，这种武器崇高无比，不可质疑——跟“革命”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朔的小说启迪了革命后成长的一代：去他妈的爱情，我只需要性。这种觉醒迅速酿成洪流，女人被重新推回那个古老的堡垒——在那里，她们仅仅作为一具具身体而存在！

　　在西方，女人退缩的历程从她们愿意脱衣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人，除了穿紧身胸衣和大撑裙，还要外裹九件衣服和七八条裙，外出时再加上厚重的披肩，戴上插着羽毛、花朵和丝带的大帽子。20世纪终于来了，服装设计师们帮了我们的大忙。斗篷装让女人们的长裙刚离开地面，舆论界就一片哗然，“原来女人也是两足动物。”没等这样的喧哗落定，保罗?波烈便急不可耐地让女人脱去了胸衣。在他看来，那种令女性保持43厘米细腰的玩意，实在是一种损害健康的枷锁。但保罗?波烈无法做得更为彻底，因为他能让女人脱去胸衣，却无法摆脱自身对华贵、浓艳的爱好，所以当夏奈尔一剪刀裁去华贵与修饰，衣服唯余遮寒蔽体的功能时，保罗?波烈讥讽夏奈尔有一种“高级的穷相”，像“营养不良的打字员”。从伊夫?圣洛朗的“梯形”作，到韦斯特伍德的“内衣外穿”风潮，从路易斯?里尔德的“比基尼”泳装，到玛丽?奎恩特的“迷你裙”，再到1991年戛纳影展麦当娜的胸罩与束裤……脱，俨然成为一种风尚。这种风尚让女人重新沦落到“被看”的境地。人们不再关心她们的思想与灵魂，只关心她们的身体——商业让女人重新中了古老的符咒，维多利亚时代对女人充满嘲讽的天才思想家们，泉下也会露出狡狤的微笑。

　　中国女人的脱衣史相对简单，尽管20世纪早期刘海粟在他的美术学校中就安置了裸体模特，但大面积的脱衣还是不到20年的事情。80年代中期的

女大学生梦想做存在主义的情人，而到了新世纪初，她们则想躺在比尔·盖茨的床上。在集体脱下黄军装之后，她们一路欢歌，来到新世纪的舞台上。当“心灵美”被她们当做歧视性话语的时候，“仅仅作为身体的存在”被她们确认了——这个简单明朗的定位让她们如释重负（在她们看来，精神/身体这个被预先设定了的二元叙事模式，不过是男权主义的阴谋），而仅存的几个死硬的女权主义者，则卸下胸罩，像怨妇一样坐在落地窗前，细细体味内心升腾起的每一丝欲望，然后把它们统统写在纸上，附上照片卖给那些没有钱包养情人的人。通奸不再作为一项罪名，多妻制在有钱阶层中复辟了。女人的愿望被重新书写：不愿做一个教养良好的贵妇人，唯愿做一个镁光灯下跳舞的脱衣舞演员。被爱显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被看。嬉皮士尚未摧毁的，被女人自己摧毁殆尽了。

　　这一切源于身体价值的重新发现。劳动、资本以及资源共同作为价值源泉——而女人们看重的，显然是最后两种。交换作为商业社会的唯一原则被她们娴熟地利用了。“身体就是资本”、“身体就是资源”被重复成了真理——这让女人们逃离了劳动：一种真正的解放。消费社会的到来终结了女权主义的历史，因为“没有女人的身体，一切金钱都显得毫无意义”这种针对男人的启蒙性话语，早已让男权主义者做好了准备。倒霉的男权主义者像一只驮着老鼠奔跑的猫——光身子的老鼠，私处用“男人万岁”这样的标语来遮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