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这样写阉宦史(3)

　　尽管语词里面含有某种秘密，但实实在在，我对词语考古学深恶痛绝。孔乙己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究竟哪一种才是从甲骨文的碎片中来的？这种心理让我在“阉”的语词解释上不会停留太久——事实上，我也只是对“阉人”“阉割”“狗儒主义”做了扼要的描绘。

　　如果“进步”这个概念对历史来说仍然有效，那技术无疑是促成进步的首要因素。是的，取火术、轮的发明、冶铁术、饲养术……无论哪项都能彻底改变先民们的生活。阉割首先是一项技术——从最机械的角度来想，它至少受到砍割器械的影响：作为“旧五刑”之一的宫刑，最早的确是用木棒或石棒或藤条击碎受刑者的外生殖器；用石制或金属刀具砍割则是后来的事了。在冶金术出现之前，阉割的确显得非常粗野——冶金术让阉割由“不道德”走向“次道德”。

　　从时间上来说，对动物的驯化以及阉割、对人所行的包皮环切、对人生殖器的阉割（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阉割）、对头脑的恐吓与禁锢……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阉割术并不是在动物身上演练成熟后再加诸人体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理解：阉割术在一步步朝着最危险的器官——头脑逼近着。这是阉割术的逻辑。

　　技术的历史是不能自足的，它需要制度史来为它赋予价值。这样说更容易明白：当阉割单纯是一种刀具加身的技术时，它显然是不能被理解的；当它是一种刑罚制度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种技术表示对受刑者的羞辱和惩戒。汉初废除肉刑之后，阉割基本不再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官方惩戒方式，供需关系开始决定阉人的多寡。阉人彻底成了一个职业群体——如何管理和使用他们？这显然是官制史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部完整的阉宦史完全可以写到这里就结束。但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理解这样的问题：就其最直接的结果来讲，阉割是对性权利的剥夺，但事实上，阉人并非处于无性状态——这究竟该如何理解？庸俗的阉宦史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声：变态的，肮脏的……这种粗暴的道德判断蒙蔽了正经史家的良心，使他们没有勇气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即便有勇气凑近阉人的裆部瞥上一眼，他们很快会捏着鼻子说：太可怕了，太可恶了，无耻的统治者，无耻的极权，无耻的施阉者！

　　阉人的性被诅咒，被窥视，被描摹，但从未被正视。所以，我决定花一些篇幅对此进行严肃的思考。我不会津津乐道于阉人的性方式，我只是基于他们的性方式对其性别问题进行探究。作为宫廷中一具具行走着的、有缺失的身体，在皇帝眼里，在宫女眼里，阉人到底扮演着怎样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如何才能被正确理解？为了尽可能全面回答这些问题，我考察了其他文明背景下非常态性方式的处境，并结合了与此相关的中国观念。

　　一个重要的东西不应被回避：生殖器。是的，阉人终其一生都梦想它能重新发芽——它的深层意义何在？如果它仅仅是一个生殖装置，那阉割也仅有刑罚意义，所谓“代死之刑”指的就是阉割——在亲族作为基本单元的社会里，让一个人“断子绝孙”相当于判了死刑 ，缓期执行。麻烦的是，生殖器还是一个快感装置，所以阉割便有了别的意义：闭合能量的一个外泄通道，从而让身体彻底变成“劳动力”——这似乎回到了阉割的本义，对于家畜，我们这样干已经很多年了。此外，突起物无论如何还是一种男权的象征，稍微考察一下遍布全球的突起物崇拜便会明白。然而，阉人丧失了这种象征物。

　　生殖、快感以及权力——生殖器的这三个意义中，唯独第一个持久地受到主流话语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以生殖为目的的性交才被认为是正当的。对快感的敌视，使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一整套精微的技术：贞操带、家庭，甚至国家，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性规训和惩戒的装置。并非家庭和国家就是美德的化身，而是它们共同在担负一项使命：让身体尽可能以劳动力的形式存在，从而满足国家、家庭这种经济联合体的最大利益。国家如果是一个契约，那这契约的内容也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