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的制度史(4)

　　事实上，即使仅仅作为一种压抑性力量，权力蒙受的恶名也不完全来自于权力本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弄权者在追逐它的过程中，往往绞尽脑汁，并最终采用种种卑劣、为人不齿的手段以达成目的……这个残酷的过程彰现了“人性的漏洞”，因而，权力被描述为“对人性的异化”。

　　表现在阉人身上，权力斗争显得更为惨烈。尽管在很早以前，阉人就粉墨登场，但作为一个群体受到史学家注视，则是东汉以来的事情 ，所谓“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史学家常常将东汉的阉党之祸 归咎为“子少母壮”——皇帝幼年继位，外戚仰仗太后而专权跋扈；皇帝成年后，要夺回大权，只能依赖朝夕相伴的阉宦。这样的说辞符合基本事实并深具人心，但因此也将历史推向了一种偶然，人们不惮揣测：假使东汉后期的那些皇帝们不是那么早死，那阉党之祸兴许能够避免。

　　下面的图表能够显示皇帝联合阉宦诛杀外戚的惨烈斗争：

　　皇帝 阉宦 外戚 结局

　　汉和帝 郑众 窦宪 外戚被诛

　　汉安帝 李闰、江京 邓骘 外戚被逐

　　汉顺帝 孙程 阎显 外戚被杀

　　汉桓帝 单超 梁冀 外戚被诛

　　汉灵帝 曹节 、王甫 窦武 外戚被诛

　　汉少帝 张让、段珪 何进 外戚被除

　　在绵延东汉后期的党乱中，阉人自觉充当了王权维护者的角色。而外戚——作为皇帝的母系，他们对王权的觊觎完全可以看做母权复辟的一次徒劳。但这种复辟企图直接瓦解了封建制的基础：皇帝不再信任自己的亲族和外戚，“家天下”的局面被最终打破了。从夏以来就实行的“封而建之”彻底终结了。晋爵、封国制度趋于式微，贵族政治处于崩溃的前夜。在这种利益博弈的格局中，阉人乘机攫取了以下权力：

　　中枢机要之权

　　察举用人之权

　　监议朝会之权

　　典领军务之权

　　司法治狱之权

　　内廷财务之权

　　封建制的崩溃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帝政的加强，二是地主阶层的兴起。这容易理解，分封制度让皇权部分地服从于族权，并进而服从于家庭伦理，这显然不利于威权政治的形成；而诸侯各领其国，领地内的百姓都可以看做是领主的奴隶——地主阶层在这样的所有制关系中是不可能形成的。

　　与此相伴的，是人才选拔制度上的革命。跟封建制呼应的察举制衰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制——九品中正制可以看做是贵族政体在人才选拔上的负隅顽抗。新兴的科举制代表了地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上升时期，在政治上也同样谋求本阶层的代言人。而刚从族权中解放出来的皇权，也势必要求新兴知识阶层的支援，一种结盟关系于是形成：地主以及代表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和摆脱家族牢笼的皇帝开始了他们的蜜月期，他们共同服从于一种官僚政治。

　　但这一切并非一帆风顺，从汉末到隋初的漫长年间，中国社会诸多纷扰，这让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对政治的信心，他们不断地归隐，并最终形成一种隐逸之风。归隐的知识阶层来到乡野，他们直接启蒙了事实上已处于自治状态的农业生产者，并让后者在主体意识上获得最终觉醒。觉醒了的农业生产者孕育了地主阶层。这个过程如此漫长，以至于我们认可的官僚政体在隋初才缓慢成型。而武则天的当政，尽管没有触及新兴官僚政体的根本，但从象征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理解：它是贵族政治的一次回光返照。

　　在官僚政治春风得意之时，宫禁中的阉人显然寂寞无比——在政治上，他们的确没有发挥的余地。但地主阶层的上升势头很快令皇帝不安起来，他们的最高代表——宰相 ，俨然已处于官僚政体金字塔的最高端。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任由这种官僚政体逻辑地发展下去，中国早在唐代中叶就可以实现君主立宪制。皇帝的亲族已然退出了权力场域，但皇帝本人，显然不愿意接着退出。反击开始了 ，势单力孤的皇帝既已不能寻求亲族的协助，就只有把注押在阉宦身上。中官重新被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