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的技术史(2)

　　然而，这只为阉割动物提供了一种前提上的可能——当它们的食用价值被农作物取代之后，破坏它们的生殖能力就具有了可能性，但还不具有必要性。但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摆在了把农业当做最先进的食物储藏方式的原始人面前：农业作为一种劳动投入型作业，劳动力的缺乏显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他们于是将眼光投向了动物，并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驯化：阉割。

　　动物作为一个充满能量的躯体，阉割使它闭合了能量的一个外泄通道，从而实现了能量的最大化利用。何况，这时候，良种问题也显得更加有意义：良马比劣马更有脚力，而且更容易驾驭。专司繁殖的种马于是诞生了，这对其他马匹显然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它们将全部被阉割，等待它们的，也将是终生的苦役。

　　对动物的大面积阉割始于农业的发生已经毫无疑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起源之时，就是人类阉割动物之日。事实上，作为一项技术，阉割显然要比农业发展迟缓一些。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一千年左右的对偶婚现象，随后这种比较文明的婚姻方式又迅即被群婚制取代——这个史实让我们不惮于进行如下推测：中国的农业就起源于那一千年间。对偶婚显然是小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一种消极策略：小片的、不连续的耕地无法维持整个部落的生存，而农业生产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这就迫使部落分裂，让一对一对的男女散居各地，等待庄稼的成熟。事实上，对偶婚也不是当时的主流，因为大多数人对这种等待庄稼成熟的漫长过程没有耐心，所以宁愿跟随部落去游牧。等这艰辛的一千年过去，农业耕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大片耕地连在一起，这使人们又重新聚集起来，群婚制也随之复辟了。对畜力的使用应该始于这个时候，因为在那一千年中，让孤独的人们面对还未彻底驯服的畜力是不可想象的。

　　割礼

　　包皮环切技术，不论怎么讲，都可以看做向阉割的迫近。在今天的世俗社会，它更多地被当做一项医疗技术：用来增进性的能力，或使龟头附近不要蒙上污垢——包皮过长被当做一种病变，男孩如果在发育晚期还未自然露出龟头，就被告诫要割掉包皮。这种告诫之所以屡屡得逞，是因为它掌控了一种功利主义话语权力：如果不割掉包皮，长期滋生的污垢将会破坏你的生育能力，使你早泄、阳痿，甚至发生癌变；这会给你的爱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苦痛，被细菌感染的龟头会让你的爱人患上子宫糜烂、阴道炎等病症……在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这种话语方式可谓刺到了所有人的痛处，人们趋利避害，所以对包皮环切趋之若鹜。但在此前，该项技术鲜见于中国的历史文献，由是可以推断，包皮环切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大面积发生过，而同作为文明古国的埃及，却早在15000年前，就有了这项技术。

　　这容易解释——包皮环切的目的我们可以这样揣测：一是为了清洁，二是作为敬神仪式的一部分。华夏文明诞生于温带的黄河流域，所以身体的清洁从未构成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功利主义的敬神传统，使我们的先祖跟神灵一开始就以这样的模式交往：祈祷（索取）——纳祭（赐予）。这种交往模式阻碍了超功利意义上的宗教的发展，从而使人们对自身缺乏必要的审视：没有一个强大的他者，自我意识不可能得到真正健全的发展。

　　事实的确如此，埃及人对身体的出口非常挑剔，他们特别重视顺畅的排泄，王室当时已有专职的直肠治疗师，专门为法老冲灌直肠。这个史实能从侧面证明埃及人爱好清洁的特性——当然，这种特性也许不具有积极意义，而是迫于当地炎热的天气。但是，跟埃及隔海相望的希腊人，对包皮环切却相当反感，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450年访问埃及时，曾对埃及人的这种癖好做了嘲讽：“其他民族都保持了生殖器的原貌……他们喜欢清洁胜过好看的外观。”

　　《旧约》中说，不光埃及人行割礼，以色列人也行割礼，他们的邻居以东人、摩押人和亚扪人都行割礼。对以色列人来说，割去包皮，是他们跟上帝之间的一种契约。是的，《创世记》中详细记载了这种传统的神学起源：上帝答应赐予99岁的牧羊人亚伯拉罕“精子”，让他在百岁高龄时还能娶妻生子，并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们在富足的迦南建立家园……作为回报，“你们每个男人都要行割礼。你要把包皮割去，以此象征你我之间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