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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海湾战争期间担任我国驻伊使馆武官助理的李天天是革命烈士李耘生的孙子。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排在第一位的烈士就是李耘生。当李耘生被捕入狱后，他对狱友们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1932年6月8日，在雨花台的刑场上，一位执法官问李耘生“有什么遗嘱”，李耘生说：“遗嘱就是盼亲人继续与你们作斗争到底！”李耘生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李耘生的妻子章蕴也是著名的革命老人，她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重要领导人，全国妇联第二、三届副主席。1995年5月21日，李天天去北京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奶奶章蕴，恰好曹禺也在住院。他们原本就熟悉，于是李天天就顺便探望了曹禺，同时请曹禺在一本《日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上签了名。随后，李天天将这本珍贵的《日出》赠送给我。一年半之后，1996年12月13日，86岁的曹禺辞世。 谈到现代文学史，就不能不提“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位文学巨匠中，郭沫若、老舍和曹禺都曾经写出过经典的戏剧作品，如郭沫若的《屈原》、《蔡文姬》等，老舍的《茶馆》、《龙须沟》等，但只有曹禺主要以戏剧作品闻名于世。 翻开《日出》的剧本，写在最前面的，是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曹禺引用这句话表明，他要通过《日出》，揭露“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的社会。 《日出》最早发表于《文学季刊》1936年第1－4期。《日出》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大公报》邀请了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等文坛代表性人物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并辟出专栏，对《日出》进行评论，以至于这部戏剧还没有上演就已经广为人知。 1936年11月，《日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曹禺写了一篇很长的跋，详细讲述了他创作《日出》的过程。曹禺写道，与《雷雨》相比，“我是喜欢《日出》的，因为它最令我痛苦”。曹禺引用了《商书·汤誓》里的一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来形容他心中的“暴风雨来临之感”。他热切地盼望着日出，可是，“《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 的确，虽然《日出》结尾处方达生大声呼喊“外面是太阳，是春天”，但陈白露已经吞服了安眠药。陈白露说：“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遗憾的是，虽然北京人艺多次上演《日出》，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一直没有机会到剧场里感受这出经典名剧的魅力。不过，收藏了曹禺亲自签名的《日出》剧本，足以弥补我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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