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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高中毕业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本科班，从上海来到北京上学，也从此穿上了军装。 有一天，我们正在操场上训练，忽然接到通知，有一位重要领导要来视察，让我们作好准备。平时，遇上领导来学校视察工作，往往会提前通知，以便我们提前打扫卫生，整理内务，美化校园。但这一次，我们刚刚集合完毕，领导的车就已经驶入校园。 走在前面的领导中等身材，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他的眼镜，镜片很大很厚。一看到这副眼镜，我们就认出来，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上将。在校领导的陪同下，李克农参观了校园、教室、宿舍、食堂等。虽然我们没有充足的准备时间，但我觉得李克农会满意于他所看到的一切，因为我们的校园建设是正规的，我们的教学也是正规的。我们这所学校是在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创建的，负责培养外语及军事外交人才，所以甚至连舞厅都是正规的。我就是在这里学会了交际舞，将近20年后，当我刚到联邦德国从事武官工作时，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女士破例请我跳舞，我自然而大方地应邀起舞，很快融入了当地外交界，也改变了外国人认为中国军人保守刻板、不好接近的偏见。 李克农很快来到操场上。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我们禁不住热烈鼓起掌来。李克农向我们挥手致意。我注意到，和过去的照片相比，此时的李克农略显病态。后来我才知道，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重病。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疾病。1957年秋的一天中午，李克农在午餐后感到头昏，想出去透透空气，没想到刚迈出门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在台阶上，鲜血染红了衣襟。很快，救护车把李克农送进医院，经检查，脑血管破裂，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直到第八天，才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但他的大脑已经严重受损，几乎丧失了记忆。 一个依靠智慧的大脑战胜过敌人千军万马的上将，怎能甘心丧失记忆？为恢复大脑功能，李克农用顽强的毅力，向疾病发起了挑战。他每天坚持记生活日记，记起居琐事，会客、治疗、看电影、洗澡、喝水等，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他还练习书写，把过去扔下的毛笔字，又重新练起来。随着记忆力慢慢恢复，他又坚持每天阅读最重要的文件。 对我们学校的视察，就发生在李克农缓慢而艰难的恢复过程中。这是我唯一一次见过李克农。 到1961年7月，在与疾病搏斗将近4年后，李克农觉得自己可以恢复工作了，他便向中央写信，主动请缨，牵头搜集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央特科的历史资料。在信中，他深情地写道：“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情报和外交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作为这项事业的后继者，我看过许多关于李克农的历史资料，对他的主要经历都有所了解。我知道，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央特科的工作，既是李克农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克农的革命生涯，与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工作，几乎是同一的，重合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和钱壮飞、胡底，深入龙潭虎穴，第一次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内部建立了情报小组。他们获取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多次粉碎国民党破坏我地下组织和围剿红军的阴谋活动。当1931年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共机关和领导人面临全部覆灭危险的紧急关头，李克农临危不乱，不但成功地将钱壮飞获取的情报送出，自己也顺利转移，在危急时刻保护了中央。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共识，并建立了电台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后，他又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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