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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后海附近幽深曲折的一条条胡同，不但牵系着我对叶剑英元帅的思念，而且牵连着我和另一位元帅的因缘巧合。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叶剑英家。出发前，为了不走错路，我专门问了曾经去过叶剑英家的老同志，把他们说的路线详细记在本子上。可是，真的到那儿时，我还是迷惑了。寂静的巷道，相似的院落，究竟哪个才是叶剑英的家呢？眼瞅着暮色四垂，华灯初上，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敲响了其中一户人家的门扉。 “你找哪儿？” 那是两扇铁门，严严地关着。听到我的敲门声，铁门上狭窄的望孔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 “请问，这是叶副主席的家吗？” “不是。” “我是总参的，来执行任务，请问叶副主席家是哪个门？” 听说我是总参的，望孔里的战士略微放松了一些，伸手指了指斜对面的一个院落：“那一家。” 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工作。但我时常会想，我曾经走错的那一家究竟住着谁？能住在叶剑英的对面，一定也是位了不起的大首长了。和叶剑英家的工作人员逐渐熟悉后，有一次，我决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对门是谁的家呀？”我问。 “你不知道吗？那是徐帅的家。徐向前元帅。” 真没想到，一条巷子居然住着两位元帅，而且还是比邻而居。中国人讲究“居必择邻，游必就士”，可见二位老帅的融洽和默契。 1977年，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加强整军建军，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军委组成了一些委员会，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这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是一个战略研究机构。后来，由于年事已高，徐向前陆续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各种职务，但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却一直伴随着徐向前，直到他1990年去世。我由于从事国际战略研究，曾经多次为徐向前提供战略研究资料。令我感动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徐向前仍然密切关注着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进程，以及战争战略因此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些原因，我和徐向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有了一些联系。 1990年6月，我突然接到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打来的电话：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急需你的帮忙。” 李而炳说，语气非常着急。 原来，89岁高龄的徐向前因为发烧住进了301医院。由于发现痰里有抗酸杆菌，医务人员怀疑徐向前旧的结核病复发了，于是决定使用链霉素，进行抗结核病治疗。 “医生们给徐帅注射了罗马尼亚进口的链霉素，但没有疗效。听说法国的更好，你能不能请我国驻法国使馆的同志，给买一些带回来？”李而炳问。 “没有问题，”我连声答应，“着急吗？” “着急，十万火急！” “李秘书，请你放心，为了徐帅的健康，我们一定用最快的速度办理此事。” “最快的速度有多快？” “一天。” 放下李而炳的电话，我马上拨通法国的国际长途，找到我们驻法国使馆的武官韩开河。中国与法国相差7个时区，当时法国正值上午。韩开河接到电话后，立即奔上巴黎街头，买到药后又立即赶到机场，托人把药带回。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第二天上午，这盒珍贵的药品就飞越半个地球，降落在北京。中午时分，我把这盒药亲手交给了李而炳。 我虔敬地盼望着，徐向前能够早日康复。可惜天不假人以年，1990年9月21日，传来了徐向前病逝的噩耗。 后来，李而炳告诉我，301的医生检验了法国买来的药，认为还是国产的好，因此决定选用国产药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结核治疗，徐向前病情明显好转，体温一度恢复正常。但最后还是多器官衰竭，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终无回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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