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高一涵(2)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流亡日本。在黄兴的支持下，创办了《甲寅》杂志。《甲寅》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章士钊自任主编，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复辟帝制为宗旨，约集了其时在日本的陈独秀、杨永泰、易培荃协助编辑事宜。 高一涵于1916年7月回国，先与李大钊儿一块办《晨报》。结识章士钊之后，亦与李大钊、陈独秀、杨端六、周鲠生等一道，成为《甲寅》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正是由于这段经历，高一涵、李大钊等被时人称为“甲寅派”作家。胡适先生对于甲寅派的政论文评价颇高：

　　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是一个重要的文派。但是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使用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因此，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

　　章士钊本人对于李大钊、高一涵等，亦非常赏识：“愚违难东京，始为甲寅，以文会友，获交二子，一李君守常，一高君也。”见《甲寅》周刊1卷15号，第3页，转引自白吉阉：《章七列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可惜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高一涵在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字，无法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轨迹。

　　二 《新青年》的“二把手”

　　1918年高一涵进入北京大学，在编译委员会工作，同时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

　　也正是在这期间，高一涵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作为《新青年》的“二把手”，并协办《每周评论》，成为科学与民主理念最为积极的宣传者之一。研究者评论，“在《新青年》的报刊活动，不仅奠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领袖的核心地位，也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书写了他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一章。” 关于陈独秀的部分传记作品中，有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一段经历，一般都是同时提及陈独秀和高一涵，比如郑学稼先生就认为，“在《新青年》阵营中，尤其是在创刊伊始，除了陈独秀，发表文章最多、分量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当属陈独秀最为重要的助手，地位仅次于陈。” 陈独秀同乡人朱洪在《陈独秀风雨人生》中也提及： 胡适到北大后，陈独秀和胡适、钱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陈独秀说：“我现在忙着文科学制改革，一个人办《新青年》，着实忙不过来。”钱玄同立即表示赞同：“众人拾柴火焰高，办同人刊物好，现在适之来了，守常、半农来了，加上尹默、一涵、豫才、启明，光北大就有七八个同人了。

　　据统计，前后九卷的《新青年》中，高一涵总共发表计28篇。 这些文章当中，脍炙人口的有《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九一七豫想之革命》、《非“君师主义”》等。

　　三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在《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之前，高一涵在这份杂志上已经发表了部分时论和政论文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上分三期连载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以下简称“共文”，笔者注)。 “共文” 先谈到了共和国家的实质，系统分析了自由在“共和国家”这一制度设计中的精义，并高度评价了舆论自由对于自由和共和国体的重要意义。高一涵对专制国家与共和国家的做出对比：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何勤华、李秀清编：《民国法学论文精粹?宪政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