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红鲜活法史的记叙者

　　本网实习生郑霄

　　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远非人们料想的那样简单，人类身上惟一能让历史栖居的处所，就是记忆。而记忆中的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这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然而并非无法解决。2006年夏，陈夏红以他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给人们、给学界一个崭新的思路。法史的叙述性重建，因为有了年轻学人的参与而变得鲜活起来，生于1981年的陈夏红，因为拥有历史的眼光和远大的视野，显得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成熟和深厚。

　　见到陈夏红是在见到他的文字之后的事情，初看网上的那些老辣的文字让人怀疑出自饱经岁月沧桑的心灵，好在另一段自叙性的文字暴露了他的年龄“……千禧年后流落中国政法大学，不求甚解，不学无术，不三不四。眼下隐居昌平军都山下，准备挣若干工资奖金，拟用来还贷款娶老婆买房买车，了此纸笔残生……”既有娶妻安家的现实愿望，又想隐居“了此纸笔残生”———活画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心态：刚入社会踌躇满志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遭遇现实后却想独善其身。

　　眼前的陈夏红身着宽松的有点皱的休闲衬衣，个头不高，头发不多却长得足以束起来，让人不禁想到西北风沙肆虐下的胡杨林。他在北京多年乡音不改，一开口就能让人感觉到浓浓的西北味道。想起一段他写在网上的自叙的文字：“生于洮河岸边大沟寨，一岁到四岁生病，五岁到七岁挨饿，此后在学校里入少先队入团入党，其间屡次考第一名，也屡次被老师开除。”童年的陈夏红像一颗倔强的小苗，在西北的天空里顽强生长。“那时候为了凑够开学的学费，我曾经到工地上搬砖头，搬了一个假期才挣了两百块钱。四年，初中四年的暑假都在干。现在想想都怕，一手的水泡。”说这话时，陈夏红下意识地看了一看自己的双手。陈夏红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记者，当记者后第一件令自己满意的事是跟随一个民工一路打工的经历做的一次报导。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打量这社会。

　　比起他在自己博客里的滔滔不绝，现实中的陈夏红话并不多。这也许是他讷言多思的明证。战地记者唐师曾在为《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作序写道：“听陈夏红这样的木讷学生讲真话，连我都着急———着急！索性不听，可是不能不看他的老实文字。”

　　关于说话的问题，早在两年前大学毕业时，陈夏红就考虑过。一个学人想以自己的思想影响更多人的思考，方式有三种：一、登上讲坛，传道授业解惑；二、成为新闻记者，借助公众对时事的兴趣发表意见。三、著书立说，以写作来拓展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刚毕业资历浅，不敢误人子弟，那么就当一名记者吧！以记者名义的采访让他接触到许多法律大家，他边看边说，边走边叙。

　　写作本身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写着写着，那些数据背后的岁月，口述背后的人物的命运打动了陈夏红，他开始有意识搜集整理这些法律人的资料背景，试图用一个个点，绘制出一幅历史命运沉浮的画卷。至此，陈夏红找到他认为的优于新闻记者的更好的事业。他开始了写作。

　　写人物，说命运，讲故事，以这种方式叙述法史，是陈夏红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认为目前但凡法律史，无外乎思想史和制度史，在教科书上只看到抽象的制度，已成体系的思想，没有鲜活的人物命运。“我们的法史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面目狰狞的教科书体系，动辄‘出法入礼’、‘民刑合一’之类让人找不着北的宏篇高论。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还有一点希望就是让多姿多彩的法史更加具体一点，更加有趣一点。”陈夏红在他的书中这么写道。

　　到底要多少人的故事才能代表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律人？到底要多少资料才能详尽地描绘一个人的一生？面对这个问题陈夏红摇了摇头，不无遗憾。好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历史有太多的语焉不详。他所做的，是尽一个年轻学人的责任来保护和回馈历史。为写此书所付出的奔走、探访、求索，是一个继承者对许多逝者的致敬，同时，也是这个继承者获得的巨大遗赠。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陈夏红不会不知道，他的调查探究，思考写作，他的历史意识，正在慢慢进入人们的心灵，唤起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