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革命”(4)

　　继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以后，6月24日和7月4日出自清华大学附中的另外两张大字报再次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两张大字报名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造反，是大字报的主题！

　　7月28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这两张大字报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一动作正合江青的意。她立即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这两张大字报后却很高兴，他从红卫兵小将身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希望。他很快回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说：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同时我对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信写好后，为慎重起见，他批给“各同志”——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15人，请他们考虑信及大字报“是否正确”。

　　在批示中，毛泽东还说：“有错误，请指正。”

　　这些“各同志”中，显然有不同意见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毛泽东的信没有发出。然而，信的精神，很快便被红卫兵们知道。不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题，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

　　就在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的这天，即8月1日，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全会期间，毛泽东又生一念。8月5日，他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亲自使用“大字报”的武器，其威力非同小可。就是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在大字报中的批评和质问，有一些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涉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大字报》。

　　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以尖锐的语言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决定》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的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中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