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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日的谈话中,周恩来敏锐地指出:“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上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还指出,苏联新领导中赫鲁晓夫的“以老子党自居的那种倾向还在发展”。 尽管双方在谈话中争论激烈,分歧较大。周恩来还是诚恳地说:“应该说,我们来这里庆贺和接触的任务是完成了。虽然这时双方谈话的气氛不好,但是我们绝不后悔,因为我们这次到这里来的倡议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党、兄弟党和国家以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中苏关系上做了一件好事。” 在12日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简单地回答中国党政代表团心中的疑团,“通知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有关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 勃列日涅夫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解释,显然是敷衍,周恩来表示“不满意”。 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说:“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两党协商的门是开着的。” 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从几次谈话来看,中苏双方会谈的气氛已经被破坏,但苏联新领导却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方。周恩来坚决驳斥道: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在与苏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同时,周恩来还与各兄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这些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良好愿望以及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的变化过程。 11月7日、8日、12日,周恩来连续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最初愿望: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结论并不令人满意。在8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向罗方谈了自己的印象:苏联新领导是动荡的。从代表团来庆贺的一些问题上,就看出他们摇摆不定。周恩来通报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并分析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个根苗才说出这个话来。我就在克里姆林宫被赫鲁晓夫灌醉过一次,我怎么没有说这样性质的话呀?这不仅是品质问题,而且包含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在12日的谈话中,周恩来透露说:苏方用20分钟介绍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不出我们所料,他们的理由就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风。因此我们对他们所作的解释不满意。我们也不要求他们再作解释了,但是我们还保持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权利、有自由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 11月7日、9日,周恩来又连续两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针对哥穆尔卡所提希望中苏两党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周恩来说:“争论是赫鲁晓夫提倡的”。周恩来想让波兰领导人明白,争与不争,并不取决于中国方面。他讲:“首先要问:争论如何解决?能否马上解决?不可能。苏联同志也这样讲。他们甚至说,在争论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变。这就是说,一下子谈不拢。”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从积极的方面说,“当然还要想办法。我们同意创造一种好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和办法,实现大家要团结的愿望。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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