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年代(14)

　　他还说，对待困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识困难，克服困难；另一种是悲观失望，一片黑暗。

　　周恩来的话中，显然是赞扬前一种态度。但他的这种辩解方式，毛泽东未必同意。

　　在以后的会议中，周恩来接着抓他的城市工作、粮食工作、精简工作和计划工作等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工作。

　　到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对形势有了一种新的说法：国内形势，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情况一天一天好转。

　　8月25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一方面进一步抓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另一方面迎接党的另一次重要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为开好八届十中全会，中共中央于8月26日至9月23日还召开了预备会议。

　　经过两次会议的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外，毛泽东正式在中央全会上就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话。

　　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毛泽东认为，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所以，对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借这次党的中央全会，毛泽东再一次批判了所谓的“三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全党对于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明显升高，阶级斗争之弦开始绷紧了！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9月26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再次发言，利用这次机会，他又一次为“黑暗风”的问题作辩解：

　　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比如，对于形势的认识，在五月会议的时候，把困难说多了一些，说过了一点，这对干部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工作的方向还是鼓足干劲，同困难作斗争，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谈到今后工作的时候，他态度明确地说：

　　反右的时候还要防“左”，要吸取反右扩大化的教训，不搞运动。机不可失，要团结全党，抓紧工作。

　　周恩来担心，唯恐会议在提出反右问题后影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所幸的是——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也记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表态：

　　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可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时间要做工作。

　　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压倒一切的。尽管毛泽东以敏锐的眼光警惕地盯着阶级斗争的动向，但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以它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仍然占据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

　　所不幸的是——阶级斗争开始成为经济工作的一条不可动摇的附线，从此与经济工作扭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