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年代(10)

　　尽管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总的来说，班禅是爱国的。”然而，周恩来也无法预料的是，班禅的七万言上书，却为以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留下了尾巴。

　　无独有偶，就在班禅写作“七万言书”期间，作为在党内深受冤屈的开国元戎彭德怀，也于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党全面地审查他的历史。彭德怀在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彭德怀的这封长信正好8万余字，后来被人们称为“八万言书”。这封信，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不同看法的那封信一样，又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写下了一封原本值得思考却最终得不到公正对待的信。这封信被当成党内阶级斗争的一个明显的动向。

　　有人惊恐，一个是党外的“七万言书”，一个是党内的“八万言书”，这是内外相通，共同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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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谁也不能够否认。问题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并冷静地定性。

　　自1962年下半年起，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加重，它的严重性被不断地夸大。一些本不属于阶级斗争问题的问题，被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中。

　　尽管“阶级斗争”进入人们的视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却并不是人人都会将它用放大镜去看的。

　　刘少奇是不愿意这样看的，早在1962年初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借反对“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问题时表明过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言下之意，处于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和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正像2月份刘少奇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时所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尽管

　　1962年5月以后，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对中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在党内党外多次讲困难形势问题，主张只有充分地向人民说清实情，才能鼓起克服困难的真正干劲。

　　讲困难，周恩来是实事求是的。他并不想掩盖事实真相。这与他一贯奉行的“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的作风有关。早在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不客气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应该说，这期间毛泽东也是主张大家充分地说真话的。然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对国家极端困难方面的真话听多了，也是会反感的。

　　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主张把困难的严重性向人民讲透的做法，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认为这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了，这会使人民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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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认为，泄气，就是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而鼓气，才能找到这种动力。对如何才能鼓气，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任何工作一定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做得对；任何事情都存在矛盾或困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遗憾的只是，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对阶级斗争，毛泽东历来有着高度的警惕性，以至在他的视线中“阶级斗争”问题被逐渐放大。